周恩來領導國統區文化抗戰軼事【5】

關心文化人的生活

周恩來很重視文化人士的人身安全和生活。皖南事變發生后，文工會的許多人員因譴責國民黨政權破壞抗日的倒行逆施而遭監視。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在撤退干部的同時，“黨外同情分子也應立即通知他們分批轉移到南洋、香港，并助其旅費”。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對黨和非黨干部及所聯系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隱蔽，作了慎重周密的分析研究，擬出黨和非黨干部部分人員撤留安排的名單，對聚集重慶、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具體分析了每個人的情況和處境，決定：一、留下部分同志在重慶、桂林堅持工作，如郭沫若、馮乃超、陽翰笙、歐陽予倩等，他們在社會上名望很高，國民黨一時還不敢輕率動手；二、大部分需要撤退轉移的，責成文委盡快動員安排去香港、延安、蘇北和南洋以及內地各縣。僅1-5月，安排離渝的達100多人。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共中央十分關心這些人的安全，急電周恩來：許多重要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這批人中，有的是文化界的精英，要不惜任何代價、不怕困難、不惜犧牲，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安全地區。周恩來據此電示精神，急電香港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指示將香港朋友接到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動人物可留桂林，《新華日報》出去的可來重慶，戲劇界朋友可由夏衍組織一個旅行團，赴西南各地，暫不來重慶。1942年3月12日，周恩來又致函郭沫若，請他約老舍一起，會面共商對到達廣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濟辦法。3月17日，周恩來電示方方、張文彬并報中共中央書記處：“去上海的人數應減少到最低限度。鄒韜奮夫人及子女可暫住桂林，我們按月送津貼，鄒本人去蘇北轉華北。”4月9日，周恩來在聽取夏衍關于香港淪陷時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離情況的匯報時，特別關注柳亞子、鄒韜奮、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周恩來曾經從各方面關心鄒韜奮。當得悉國民黨下令通緝鄒韜奮后，周恩來立即電告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連貫，一定要讓鄒韜奮就地隱蔽，并保證他的安全。以后，通過中共地方組織的幫助，鄒韜奮暫時避居于廣東梅縣江頭村。七八月間，周恩來派人轉告鄒韜奮：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并使他能為革命繼續發揮作用，建議他前往蘇北抗日根據地，還可以轉赴延安。不久，鄒韜奮被護送到上海，轉赴蘇北。從1942年1月至5月，從香港搶救出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300多人，保存了文化界的精英。6月14日，周恩來寫信給柳亞子，關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舊業”。

南方局除了對文化人士進行力所能及的資助外，周恩來還指示《新華日報》呼吁當局保障和改善文藝作家的生活：“提供稿費版稅，要求政府予有計劃的實際幫助”，同時提出“愛護文藝作家，器重文藝作家，培養和提拔文藝作家，給文藝作家以實際幫助，不僅是文藝界同人本身應該奮斗的事，而且也是‘發動民眾，捍衛祖國’的偉大事業中不可分離的任務。”1945年1月，《新華日報》刊登《發起籌募援助貧病作家基金緣起》啟事，呼吁社會各界人士為文化人士捐款：“抗戰七年，文藝界同人堅守崗位，為抗建之宣傳，勖軍民人人忠勇，未曾少懈。近三年來，生活倍加艱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貧而病，或呻吟于病榻，或慘死于異鄉，臥病則全家斷炊，死亡則妻小同棄，”“特發起籌募援助貧病作家基金”。

抗戰時期，周恩來對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抗戰朋友經濟上的幫助、生活上的關心，一直沒有間斷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許多中間人士之所以由誤解共產黨到了解共產黨，靠攏共產黨，有的直至最后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除了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作用外，與周恩來個人高尚的人格魅力是分不開的。

來源：《世紀風采》2015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