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遺言骨灰不保留 哭聲震顫大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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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處

厚葬祖先，澤被子孫，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習俗。然而，我們的開國總理周恩來卻是個例外。他出任國家總理之后，不僅沒有為自己家中的先人修陵造墓，還用各種方法把紹興、淮安和重慶這3處的先祖及父親的墳地就地平掉，并交給當地農民耕種和使用，首開中華民族殯葬改革的先河。對于這件事，周恩來說：“人死了，不做事了，還要占一塊地盤，這是私有觀念的表現。”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在生前留下囑咐：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把他的骨灰撒向祖國的山山水水。

周恩來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處？每一處都有些什么含義？似乎該告訴人們了。我因為在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工作的關系，曾先后數次接觸和拜訪過參與撒周恩來骨灰的3人：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時任西花廳黨支部委員、周恩來生前衛士高振普；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郭玉峰，多次聆聽他們關于撒周恩來骨灰的情況和撒在每一處的含義。

遺言骨灰不保留 哭聲震顫大會堂

鄧穎超手捧骨灰盒

周恩來辭世的當天，鄧穎超同志向黨中央提出了周恩來生前的最后一個請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3天后，鄧穎超把張樹迎，高振普叫到她的辦公室，對他們說：“恩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黨中央已經批準，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周恩來的逝世，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悲痛，多年在他身邊工作的張樹迎、高振普的悲痛之情更不用說。鄧穎超同志繼續說，“你們是跟隨恩來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后一個請求已得到中央批準，就由你們二人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這也是你倆為恩來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

鄧穎超同志說不下去了，張樹迎、高振普兩人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鄧穎超強抑悲痛，安慰他們說：“接到中央批準撒掉恩來骨灰的消息后，我很高興。高興的是，恩來生前說過，他擔心他在我前面去世而我替他辦不成這件事。今天終于可以辦成了，他的遺愿就要成為現實了。我們要共同為實現他的這一遺愿而繼續工作。我也很想親自去撒，但是，目前的條件已不允許我去做了。因為天氣太冷了，我年歲又大了，一出去‘目標’就大。恩來同志是我們黨的人，你們二人都是恩來所在支部的支委成員，所以我委托你們二人去做這件事。我們靠基層支部，就相信你們一定能很好地完成這一特殊任務。”鄧穎超說的“目標”是指當時億萬人民對周恩來逝世的哀痛和對撒周恩來骨灰的關心。因為如果有人知道周恩來的骨灰撒在哪里，人們就會想方設法地去舉行各種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所以撒周恩來骨灰這件事必須嚴格保密。

鄧穎超同志的一番話，既道出了周恩來生前遺愿的深意，也是對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莫大信任。于是，張樹迎、高振普和鄧穎超秘書趙煒3人先后到北京的玉泉山、（北）京密（云）引水渠道等幾個地方察看。1月份，整個北京天寒地凍，結果沒有選擇到一個合適地點。最后還是由中央決定：派飛機去撒，由羅青長、郭玉峰、張樹迎和高振普4個人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撒的地點也是根據周恩來生前遺愿并由中央同意的。

1月15日下午，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后，鄧穎超領著張樹迎等原西花廳工作人員以及羅青長、郭玉峰等走進人民大會堂的西大廳。周恩來的骨灰靜靜地放在那里，上面覆蓋著鮮艷的中國共產黨黨旗。人們跟著鄧穎超同志，立正、低首、默哀。

周恩來的遺體火化進行得非常順利，只是當時花150元錢買的骨灰盒裝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臨時從八寶山找來一只比較大的空花瓶，將周恩來火化后的褲扣、金屬鈕扣等遺物和部分骨灰另裝進這只花瓶里。

默哀完畢后，鄧穎超同志趨前，輕輕打開骨灰盒，用她那顫抖的雙手撫摸著骨灰，兩眼含著淚水說：“恩來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在場的人立即爆發出一片痛哭聲。

周恩來的追悼大會結束后，北京的西長安街、西單一直到八寶山共10多公里的街道兩旁，仍然站滿了人群。他們都已從報紙上和廣播里得知周總理的骨灰將要撒掉。他們還想最后看一眼他們心目中的好總理，最后見一眼運送他骨灰的靈車。

1月15日晚上的7點30分左右，張樹迎從鄧穎超手中接過骨灰盒，高振普同志捧著花瓶，為避開群眾和新聞媒體，他們通過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為了盡量減小目標，不被人發現，并未用周恩來生前乘用的大紅旗，而是坐上當年斯大林贈送給周恩來的蘇制灰色吉姆車。鄧穎超由她的秘書、保健人員等陪同坐另一輛車緊隨其后，離開大會堂，利用夜幕的掩護，向東駛去。約8時許，他們一行來到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一架也是蘇制、編號為“7225”、原本用于撒農藥的安—2小型飛機停放在那里。

執行撒骨灰任務的同志們登上飛機后，鄧穎超由身邊人員攙扶著，向著飛機揮手，向她的戰友、伴侶作最后一次告別。

1976年1月16日晚8點15分，安—2平穩地起飛后，分別在北京上空、北京的密云水庫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上空撒掉了周恩來的全部骨灰。每撒一處都有一定的含義，都能體現周恩來生前的博大胸懷。

第1把骨灰撒北京 與首都人民心連心

周恩來骨灰盒

1918年夏天，留學日本的周恩來回國度暑假，在北京與父親在一起生活，共享天倫之樂。那是北京給他留下的最早印象。一年之后，周恩來等在“五四”運動中數度在京、津之間往返，與他的戰友馬駿、張若茗等一起在北京的總統府前請愿，在天安門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長達20多年，與首都人民朝夕相處，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黨、各派、各界代表為人民英雄紀念碑鏟土奠基，無數次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包括開國大典在內的大型重要集會；他曾為北京市的城市改造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團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車站，人民大會堂……在他的任期內，北京的每一座大的建筑都滲透著他的心血，連新華門前的那對無名的石獅子能躲過十年浩劫“活”到今天，也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與智慧！在他重病期間還乘上施工用的電吊車登上施工中的北京飯店頂部，實地觀察北京飯店究竟需要建多高才適宜；在首都，他還親自參與處理了建國初的高崗、饒漱石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在北京，他還會見了眾多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金日成、胡志明、尼克松、田中角榮……終于使中國重返聯合國，讓中華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人民大會堂，還留有他要為實現中國“四個現代化”而呼號的余音，那是他留給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政治遺囑。他關心著北京市民的用水，關注著北京街頭的整潔，也關心著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他與首都人民有著血肉深情的聯系。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讓他和首都人民永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