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發金憶周恩來：以普通人身份置身于群眾之中【3】

我的岳父佟錚是1937年入黨的老干部。他是東北軍學兵隊的手槍隊員，秘密參加了抗日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西安事變中執行過活捉蔣介石的任務。他親身感受到周恩來在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的特殊作用。事變之后，學兵隊因“思想左傾”被遣散，他輾轉至太原參加了八路軍。他對周恩來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新中國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市建筑口工作，曾任北京市建委常務副主任、市委城建部部長，多次當面向周總理匯報過工作。“文革”末期，周總理還過問對他的工作安排。1976年，周總理逝世，他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回家后，他心情沉重，幾乎一天不講話。臨睡前，他自言自語：“周總理是我最敬重的人，今后再也看不到周總理了。”

我哥哥楊發珍1966年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后成為高級工程師。他搞科研工作，對政治也極為關注。1967年，已經有人公開反對周總理。他說：“周恩來在中國社會基礎雄厚，誰反對周總理，誰就將死無葬身之地。”

我的表哥曹玉文196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后來成為哲學系博士生導師。1967年我從二外到北大看望他。他對我說：“周總理愛護學生，維護大局，真是苦心用盡。兩派中人如果有他百分之一的水平，就不至于互相殘殺了。周總理看到眼前的內戰局面，一定非常痛心。”

我的妻子佟曉瑩曾是北京八一學校的學生，參加過幾次周總理在北京機場舉行的歡迎外賓儀式，被安排向主賓獻花。1957年11月，北京已進入冬天，她卻身著裙子久久等待。她向阿富汗首相達烏德獻上鮮花后，向周總理致敬。周總理拉住她的手，問：“冷不冷？”她不假思索地說：“冷。”周總理微笑著說：“好啊，實事求是啊。”事后，有人說她應該回答不冷，她說：“周總理還夸我說實話呢。”周總理拉著她的手與達烏德首相的合影見報后，她成了學校的小明星。她把這張合影作為至愛保存至今。

我的親人很多，他們都衷心愛戴周總理。

國際友人心中的周恩來

我調入外交部不久即被派往中國駐古巴大使館工作，此后又在中國駐阿根廷、西班牙、厄瓜多爾、秘魯、烏拉圭和巴拿馬的大使館、總領事館和商務代表處任職，長達18個年頭，從而結識了許多上層人士。我認識的友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周恩來的仰慕者。

1989年4月上旬，當時正在競選阿根廷總統的拉里奧哈省長卡洛斯·梅內姆對我說：“感謝新聞官先生參加我的政治活動。我很敬重中國的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他們都是改天換地的領袖，了不起。我也要改變阿根廷。”梅內姆競選獲勝，自1989年7月至1999年12月連任兩屆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