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中國科技發展道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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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委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提綱》，是周恩來1949年7月在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綱要。《提綱》所列“政治與科學”“理論與實踐”“普及與提高”“自由研究與計劃研究”四個方面，是周恩來科技思想的集中體現。關于政治與科學的關系，周恩來強調科學并不能脫離政治，而且為政治所支配，所管轄；關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周恩來從生產力范疇看待科學技術，強調科研與生產實踐相結合；關于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周恩來強調科學有其自身規律，二者相成相助，必須循序漸進、由量到質；關于自由研究與計劃研究的關系，周恩來明確表示要把科技工作納入計劃之中，主動引導國家科技發展的方向。

　　[關鍵詞]周恩來；《在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委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提綱》；科技發展道路；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1949年7月13日至18日，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在北平舉行。會議第一天下午，時任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的周恩來到會祝賀并作了長篇講話。（據竺可楨當天的日記，周恩來的演講長達三個半小時。）這次講話的提綱手稿，后來以《在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委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提綱》為題被收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頁。下文簡稱《提綱》，引自此篇的內容不再一一注出。此外，《科學通訊》1949年第2期刊載了一個簡短的講話摘要，對《提綱》的內容略有補充。）《提綱》雖只有600余字，但其中所列“政治與科學”“理論與實踐”“普及與提高”“自由研究與計劃研究”四個方面，正是周恩來科技思想的集中體現。

　　一、政治與科學——革命者的角度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初稿中論述巴黎公社時，曾有一句名言：“只有工人階級能夠……把科學從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人民的力量，把科學家本人從階級偏見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國家寄生蟲、資本的同盟者，變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勞動共和國里，科學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150頁。）科學本身雖然沒有階級屬性，但存在一個科學被誰利用、科學家為誰服務的問題。因此，只要是在階級社會，科學就不可能超然于政治。周恩來很早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政治與科學關系的這種判斷。1922年9月，在旅歐少年共產黨的刊物《少年》上，他就曾寫道：“一旦革命告成，政權落到勞動階級的手里，那時候乃得言共產主義發達實業的方法”，“由此乃能使產業集中，大規模生產得以實現，科學為全人類效力，而人類才得脫去物質上的束縛，發展自如”。（周恩來：《共產主義與中國》，《少年》第2號，1922年9月1日。）在后來的實踐歷程中，周恩來也始終是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待科學技術的。

　　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在即之時召開的有關科技工作者會議這一特殊場合，面對從舊社會走過來的、對馬克思主義還缺乏深刻理解的科技工作者，周恩來首先講的便是政治與科學的關系。他認為，“科學并不能脫離政治，而且為政治所支配，所管轄”，“我們的新民主政治在于使科學不為反動統治轉而為人民所支配，所管轄，不為反動統治轉而為人民服務”。他還充滿感情地說：“科學既然不能超越政治，那么一切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忠實于真理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只有自己參加人民的政治事業，才能解決問題……中國近代史已經完全說明，一切有良心的科學家只有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里，才有自己光明燦爛的前途。”（《周副主席恩來在科代籌備會上講話摘要》，《科學通訊》1949年第2期。）

　　遺憾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把為誰服務的問題片面化、絕對化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中的失誤，不可避免地對科技工作產生了負面影響。周恩來是黨內較早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領導人之一，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他為糾正知識分子工作中“左”的錯誤付出了很大努力。

　　1956年1月，在幾次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后，中央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對知識分子政策進行調整，周恩來在大會上代表中央作了報告。周恩來認為，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批評了黨內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存在的宗派主義傾向，指出不能低估“知識界在政治上和業務上的巨大進步”和“他們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作用”，要“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現有力量”。當然，周恩來同時也強調了知識分子改造的重要性。（《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163、166頁。）1962年2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正值國民經濟全面調整時期。這之前的幾年，知識分子工作中出現了嚴重錯誤。周恩來在同會議代表談話時指出，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轉變到為廣大人民服務，不能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待。他還批評了科技領域不信任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干預業務工作的現象，強調“科學研究不是靠突擊和群眾運動能解決問題的”。（《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53、366頁。）在當時的環境下，講這樣的話是不容易的。

　　以1956年和1962年這兩次會議為代表，周恩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保護科技工作者、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做了很多工作。但遺憾的是，周恩來對于知識分子的這些觀點當時并沒有被廣泛接受。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鄧小平明確提出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頁。），我們黨才從理論上根本解決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定性問題，把科技工作者從政治束縛中解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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