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既為真君子，又為大丈夫

（本文節(jié)選自圖書《大智周恩來》作者：胡長明 中共黨史出版社）

中國人崇奉兩種人格類型，一種是孔子所津津樂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種則是孟子心儀神往的“大丈夫”人格，兩種人格相互映襯，又相互補充，像兩道交織的光環(huán)，又像兩座高聳的雪嶺，吸引著孔孟后學(xué)為之趨赴。

中國歷史上將“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謂鳳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諸葛亮，當(dāng)代則首推周恩來！

孔子對“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樣，綜覽起來不外是溫文爾雅、謹(jǐn)言慎行、誠實厚道、彬彬有禮。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徑則為內(nèi)省式的、收斂性的。與之對照，孟子設(shè)計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現(xiàn)為“居天下之廣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對君子來說，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徑則是張揚式的、開放性的。無論是君子的品格，還是大丈夫的氣質(zhì)，都可以在周恩來身上找到它們的影子。

詩為心聲，知人論世，觀詩最為切要。周恩來早年的兩首詩作，最足以反映他對“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雙重傾慕。

早年周恩來在致友人的一首詩中寫道：“群儕爭疾走，君獨著先鞭。作嫁憐儂拙，急流讓爾賢”。這種退讓為懷、甘愿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虛懷伴隨著周恩來的一生。虛懷的品格輔之以臨事而慎、誠信不欺，使周恩來進(jìn)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來東渡扶桑，開始了他的留學(xué)生涯。行前，周賦詩一首以壯行色而明本心，他寫道：“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詩中表現(xiàn)出的沖天豪氣和執(zhí)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懷嗎？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對周恩來投身刀光劍影的共產(chǎn)革命不理解，或者認(rèn)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與共產(chǎn)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認(rèn)為他抓住了一個表面動人但實質(zhì)上不適用的意識形態(tài)，但不管人們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來都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路，并為之忍勞苦制嗜欲，不達(dá)目的不罷休。從這個意義上講，周恩來又是直道而行、寧折勿彎的大丈夫。

周恩來早年便喜歡拿諸葛亮和曹操相比較。他認(rèn)為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綸巾、寧靜淡泊、以德服眾，鑄就了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風(fēng)云之氣、堅忍不拔之操，乃是諸葛亮之所以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來看來，曹操稱得上是大丈夫，但無資格躋身君子、圣賢之林，因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詐為利，以偽為真，予人以可譏可恥之據(jù)。周恩來仰慕諸葛亮，諸葛亮的名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來終身的座右銘。

周恩來的君子人格集中體現(xiàn)為濃烈的人情味，人們首先將他作為一個深富感情的人來看待，然后才把他當(dāng)作一個共產(chǎn)黨人來看待。周恩來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產(chǎn)黨員不是六親不認(rèn)的。”1939年，周恩來回到故土浙江紹興動員抗戰(zhàn)，特意抽空拜訪了祖父周攀龍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來去祭奠家族的墳地。按照老規(guī)矩，他對家族首腦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慶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他說：“給了我一切的母親的墳塋在日寇占領(lǐng)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夠馬上回去給她老人家掃墓呀，這是一個獻(xiàn)身革命獻(xiàn)身祖國的游子可能為自己的母親所做的最起碼的事。”凡是與周恩來接觸過的人，都覺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來的大丈夫人格則集中體現(xiàn)為對理想的追求。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種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種利誘，更可以忍耐數(shù)不清的艱難困苦。大革命失敗后，他第一個站出來組織南昌起義，另起爐灶；抗戰(zhàn)時期身處國民黨陪都重慶，財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來不為所動，而對延安的黃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蔣介石為不能收買籠絡(luò)周恩來感到相當(dāng)?shù)倪z憾。

周恩來就是這樣，既為溫文爾雅的真君子，又為浩氣凜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難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