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3月12日10:4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周總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們整理了他和鄧大姐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余部分存入銀行所得利息,別無其他收入。而支出部分的項目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水電費、訂閱報紙費、零用雜費(購買生活用品),特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至1976年,兩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補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計46864.18元,占兩人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這說明兩位老人對有困難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關心和愛護。我可以舉例說明這一點:
給周總理開車多年的司機鐘步云同志,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遇難,多年來,周總理和鄧大姐都關心著他的家人,在得知他的女兒要結婚后,鄧大姐托我們給送去300元錢和至親的祝賀。在60年代,300元可不是個小數了。
再如:總理辦公室有位公務員同志,兒女較多,妻子有病,負債170元人民幣。黨支部知道后,研究對他的補助。那個時候,要一次性由公家補助這個數目有點多,準備一年內分兩次補助,支部黨員正在開會研究,鄧大姐推門進來,問開什么會,支部書記和我們都沒想到鄧大姐會進來,一下子給問呆了。鄧大姐說你們還對我保密啊!當鄧大姐聽完討論補助的情況后,說:你們不要討論了,拿我和恩來的錢一次性補助他,減輕這位同志的思想負擔,也給公家節省開支。
鄧大姐這樣做,她一直有這樣一個指導思想,那就是親屬和工作人員有困難,用他們的錢去補助,就減少了國家的負擔。
周總理的工資月收入404.80元,鄧大姐的工資月收入342.70元,合計747.50元,每月都會有節余,由我們將節余的錢存入銀行,當存夠5000元了,鄧大姐就讓把錢上繳,作為黨費。共上繳3次,最后一次不夠5000元,只有3000元,鄧大姐也叫上交了。最后,總理、大姐的兩人收入的結余,連同購買的國庫券,共計5100多塊錢。
周總理、鄧大姐這么為別人著想,為人民著想,為國家著想是一貫的,直至生命的最后。
就拿為周總理選購骨灰盒的事來說吧!
周總理去世后,治喪辦公室的同志請鄧大姐為周總理選骨灰盒,鄧大姐就派我和張樹迎同志(總理衛士長)代表她去選,我倆和治喪辦的同志去了八寶山,八寶山的負責同志拿來兩個樣品,我們選中了其中花紋較好的,但不是最貴的,經仔細檢查,發現盒的表面有一處摔了一塊,于是又換了一個同樣的,只是盒蓋不好打開,要求再換一個,他們說同樣的只有兩個,我們就決定用后來這個。回來向鄧大姐報告,她說:你們定了就可以了,我就不看了。人死了,裝一下骨灰,沒必要那么講究。
給周總理用過的這個骨灰盒,鄧大姐把它要來,保存在家里——西花廳。在那16年中,每年的清明節和秋高氣爽的天氣,我們工作人員都會把這骨灰盒拿出來晾一晾,擦拭擦拭,再包好存放在一個玻璃盒內。
1992年7月11日,鄧大姐去世,第二天,我們拿出骨灰盒,保存得很好,像新的一樣,就用這個盒子裝上鄧大姐的骨灰,供人們吊唁。7月17日晚上,我們把這裝有鄧大姐的骨灰盒,從吊唁大廳取回,安放在鄧大姐的臥室,讓她老人家在家住一晚上。第二天,7月18日,起靈赴天津,遵照鄧大姐的遺囑,把她的骨灰撒向海河。天津市黨、政、軍、民舉行了隆重的迎送儀式,表示對鄧大姐的深情悼念,也是對周總理的追思。1976年我撒周總理的骨灰時,可沒有這個場面,當時的政治氣候不同于今天,“四人幫”對周總理的喪事活動一壓再壓,全國人民把對周總理的感情壓在心里。今天,人們不受任何壓制,放開胸懷,表達對兩位的深厚感情。
鄧大姐的骨灰就是用原有的骨灰盒裝著上船的,撒放骨灰時是從盒里取出來,用手一點一點撒向海河。我一邊撒著鄧大姐的骨灰,一邊想著當年撒周總理骨灰的情況:我和張樹迎二人,還有長期在周總理辦公室任副主任的羅青長同志,和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郭玉峰,乘一架撒放農藥的飛機,沒再驚動任何人,無聲無息地把總理的骨灰撒掉。
1976年1月15日,我親手撒了周總理的骨灰,16年后的1992年7月18日,我又與趙煒同志親手撒了鄧大姐的骨灰。對我來講,這是我一生的榮幸,也很光榮吧,能為這兩位不平凡的老人做最后一件事情,是得到了兩位老人生前的認可。當然,應該看到這也是責任。
鄧大姐在周總理去世后的這16年中,她不止一次地對趙煒和我講,她死后就用總理的骨灰盒,不要買新的,為國家省點錢。還說,她用完以后,別人還可以用,你們倆還可以用。我倆當時就說,真到你用完的那一天,這個骨灰盒會收藏起來,我們哪有資格去用它。鄧大姐曾說過,那有什么,節約國家的錢嘛。人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都是給活著的人看的。喪事應從簡,要改革,去除舊習,包括告別儀式放的樂曲,也要改一改,不要總是那么悲傷。
今天,兩位偉人用過的骨灰盒已由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保管起來。
(作者高振普為周恩來總理衛士、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