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不同意見從不以勢壓人 卻能使人心悅誠服

　　周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杰出代表，也是愛國民主人士和海外僑胞真摯的朋友。他為建立和發展中華民族的愛國統一戰線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回憶往事，周恩來高大的形象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在重慶的日子里

　　我從1925年就仰慕周恩來的英名。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曾率領黃埔學生軍兩次東征，打得反動軍閥丟盔棄甲。那時他還兼任過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從建立政權、革新政治到組織群眾團體，表現出非凡的領導才能，在我的家鄉廣東東江一帶大名鼎鼎。

　　抗戰期間我在重慶行醫，并擔任新華日報社醫藥衛生顧問，常到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社和周公館等處給同志們看病，有機會見到周恩來同志。當時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駐國民黨統治區中共代表團團長，公務極為繁忙。在曾家巖周公館，常見他和董必武、王若飛等領導同志廢寢忘食、通宵達旦地工作。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要與各方面人士接觸，與各界進步民主人士的聯系尤為密切。那時各界人士常在郭沫若家里聚會，討論抗戰形勢，民族前途，國家的和平民主等大家關心的問題。有一次周恩來在郭老家里召開座談會，他用從延安帶來的小米和紅棗熬成甜粥款待大家，大家都感到帶來的不僅是紅棗和小米，而且是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誼。我記得施復亮在會上提出建議組織一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周恩來當即表示贊同說：“你的想法好。為抗戰勝利與和平民主，你應該把這個工作組織好。”周恩來還委派一些得力的同志去聯系工商實業界人士。1945年，以實業界、知識界上層人士為主的民主建國會在重慶成立。我參加了民建，也參加了民聯（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我就是從那時起公開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的。在周恩來領導下做聯系民主人士工作的許滌新同志征求我對工作的意見，我講到與致公黨上層人士有接觸，許滌新同志說將來可以考慮做聯系致公黨的工作。后來，在香港得到中共華南分局連貫、許滌新等同志的幫助，推動致公黨于1947年召開“三大”進行改組，發表聲明反對美蔣統治，支持中共的主張，使致公黨成為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中的一個民主黨派。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閱歷資歷都很深，但他對各界人士一向平等相待，謙虛誠懇，推心置腹，支持各界人士民主、進步的愿望和要求。他對不同意見從不以勢壓人，而是通過透徹地分析講清道理，真正做到與愛國民主人士肝膽相照，使人心悅誠服。在周恩來的教育幫助下，愛國民主人士和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艱難共濟，促進了人民解放事業的發展和勝利。

　　1946年2月10日重慶較場口事件中，參加重慶各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的郭沫若、李公樸等愛國民主人士60多人遭到國民黨特務野蠻毆打，周恩來又親赴醫院慰問，并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強烈的抗議。在烏云壓頂的山城，周恩來義正詞嚴，表現出共產黨人不畏強暴，堅持正義的立場，給憂心忡忡的人們帶來了光明與希望。

　　周恩來與司徒美堂

　　1942年五月，美洲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致公黨元老司徒美堂先生從香港經廣東東江、韶關和桂林等地輾轉到達重慶。第二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即到飯店看望，代表中共向司徒美堂表示親切問候，并派人送去《新華日報》。5天后，中共辦事處為美老舉行隆重的歡迎大會，南方局主要負責同志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及社會各界100多人出席。周恩來在致詞中盛贊美老的愛國熱忱，并向他介紹了我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堅持抗戰的情況。周恩來還向美老詳細講述國民黨頑固派在皖南進攻新四軍的經過和共產黨的原則立場，并邀請他訪問延安。美老在我家里對我和陳其尤先生感慨地說：“這次受到周恩來的言傳身教，感受至深。”后來他又寫道：“通過那次會見，使我確信共產黨人正在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國民黨對他們的造謠中傷都是謊言。”

　　1946年6月，美老應邀前往南京梅園新村30號，同周恩來、董必武進行親切交談。此后周恩來又兩次親赴司徒美堂寓所晤面，向他介紹抗戰勝利后的形勢和解放區的情況，揭露蔣介石爭奪抗戰勝利果實，制造磨擦，企圖發動內戰的伎倆，并邀請美老赴解放區參觀。后來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事實教育了美老，使美老認識到周恩來是正確的，毅然與蔣介石決裂，拒絕參加偽“國大”，擁護中國共產黨，表示“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為中國解放而努力”。

　　1949年9月，司徒美堂先生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考慮美老年高足跛，行路不便，指示大會秘書處特制藤椅，由工作人員抬著他走。美老匆忙自美歸來，衣物不足，周恩來又派人帶他到前門大柵欄瑞蚨祥，特制水獺領狍皮大衣一件相贈。周恩來無微不至的關懷，使美老引為殊榮，十分感動。政協會議后，經周恩來極力挽留，美老結束了69年的僑居生活，定居北京，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下，度過了幸福的晚年。

　　司徒美堂老人的一生代表了廣大愛國華僑自鴉片戰爭以后所走過的道路。這位著名愛國僑領成為創建新中國的華僑代表人物，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成功。自從在重慶與周恩來晤面之后，美老與周恩來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美老從周恩來的身上看到了對海外僑胞關懷在心的中國共產黨。

　　建國前后

　　1949年，我從香港赴北京參加人民政協籌備會議，住在北京飯店，各界民主人土大都住在這里。周恩來常到飯店看望大家，有時召開座談會。政協會議籌備工作由周恩來親自領導，分為六個組進行。在中南海勤政殿討論起草人民政協共同綱領時，工作很緊張，會議經常是整天進行。周恩來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見歸納起來，有道理則采納，不恰當的就加以引導，使會議文件為各方面所接受。記得會上曾對使用“人民”還是“國民”的概念有爭論，周恩來講，從人民政協的性質看，還是使用“人民”的概念比較確切，因為人民政協排斥了極少數反動分子參加。這個意見為全體同志所贊同。當討論應寫“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還是“合法權益”時，周恩來指出，應寫正當權益，如寫為合法權益，僑居國當局制訂排華法案，我們要不要接受？字斟句酌體現了周恩來對海外僑胞的關心。在籌備會議開始前，有人不了解致公黨的情況，不贊成致公黨參加新政協。周恩來認為致公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就為動員僑胞支援抗戰做過有益的事，解放戰爭中又發表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反對美蔣反動統治，參加了人民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行列，是有資格參加人民政協的。周恩來的意見為絕大多數同志所接受。致公黨能夠走向革命，成為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中八個民主黨派之一，是與周恩來的支持幫助分不開的。

　　在人事安排過程中，周恩來注意照顧到華僑與致公黨的代表人物。致公黨的陳其尤、陳演生先生當選為第一屆政協委員；美洲華僑代表人物、致公黨元老司徒美堂先生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陳演生當選為政法委員會委員。周恩來善于協調各方面的關系。記得當時陳其尤先生對人事安排有些意見，周恩來知道后，派人請其尤先生去他那里商談，我也參加了。周恩來耐心聽取了其尤先生的意見，又把人事安排的情況向其尤先生做了詳盡的說明，心平氣和地勸導其尤先生。周恩來待人以寬，與人為善的胸懷，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建國初期我曾在衛生部工作，多次參加周恩來總理主持的關于醫藥衛生和民族等問題的政務會議。1956年中華醫學會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香港醫學界也組團參加了會議。團員中香港醫科大學侯寶璋教授是國內外知名的病理專家，我們殷切希望侯先生能回內地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大會結束時，在懷仁堂舉行茶話會，周總理親自出席，并接見了香港來賓。當我介紹到侯寶璋教授時，總理緊握住侯先生的手表示親切的問候，關心地詢問侯先生在事業上的成就。侯先生深受感動，回到駐地就表示了要回內地參加建設的決心。以后侯先生回來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從事科研并執教。1957年侯先生的兒子被錯劃為右派，有關部門要收回他們在北京的住宅，總理知道后加以制止，保護了侯先生一家。

　　周恩來同志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忘我地工作，凡是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為他那超凡的品格和魅力所吸引，無不表示由衷的欽佩。我曾聽到香港醫學代表團團長在周恩來接見后感慨地稱贊：“周總理真是世界人才！”

　　周恩來的偉大一生，贏得了黨內外同志和海內外朋友的衷心愛戴和尊敬。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