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一）知識分子政策，特別是建國以來的知識分子政策，是當前的一個熱點。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不僅關系到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近５０年歷史的一個重大方面，而且關系到如何看待中國知識分子近５０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所經歷和參與創造的歷史，他們的歡欣和痛苦，他們的施展和磋跎，他們的追求和迷惘，他們同人民一起進行的奮斗和犧牲，他們為民族、為人民作出的貢獻。

　　歷史的基本方面，是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民族振興事業的認同，是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的認同。

　　歷史又深含矛盾，多經曲折。建國以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成功和正確，也有嚴重的失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尖銳地指出：“要堅決掃除長期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登峰造極的那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上的正確和錯誤，相互消長，又相互交織。

　　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我們提出了一個論斷：“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所作的《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同他１９５６年所作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和１９５１年所作的《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一脈相承，是建國以后代表黨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的三篇歷史文獻。”①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已經成為許多研究者的共識。

　　（二）周恩來的第一篇講話，是1951年９月１９日應北京大學校長和一些教授聯名邀請所作的、成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動員報告的講話。它的特點，不在理論和政策上的創新，而在周恩來以知識分子一員的身分，向廣大高等學校教師和學生現身說法，展現出來的人格魅力。金岳霖晚年寫回憶，記述了他對周恩來這次講話的感受：“周總理在這個報告中講的是立場問題。先講民族立場，從革命的要求來說，光民族立場是不夠的，我們要進入人民立場。從徹底的革命說，人民立場仍不夠，要進入工人階級立場。他說他犯過錯誤，他的錯誤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馬路上。他的報告可能有兩個鐘頭。對聽眾說，這個報告是一個突出的經驗。聽眾好些都是五十過頭的人，我就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周總理這樣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廣眾中承認自己犯過錯誤。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著思想改造運動，或稱洗澡運動，就展開來了”②

　　（三）周恩來第二篇講話，是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報告。它的特點，則是適應新的形勢發展，實現了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理論和政策上的創新。

　　包含兩個方面的適應：

　　一個方面是適應國家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急切需要，適應世界正處在新的工業和科學技術革命的前夜的迫人形勢。過去，黨主要是從革命的需要，從敵我友的階級力量配置，來談知識分子政策；而到１９５６年，周恩來代表中央要求全黨，著重從建設的角度，從實現現代化和迅速改變科學文化落后狀態的角度，從趕上世界、趕上時代的角度，來認識和思考知識分子問題。

　　另一個方面是適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深刻變化。過去，黨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總是作兩重分析：從經濟地位上，承認凡受雇于國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機關、企業、學校等等，以取得工資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知識分子，稱為職員，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政治思想狀態上，則認為知識分子由于其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屬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這兩重分析中，過去主要是從政治斗爭的角度考慮問題，所以主要是著重第二重分析。而政治斗爭，過去主要是反帝反封建，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屬于革命動力的組成部分，不發生把他們視為革命對象的問題。進入社會主義，情況就不同了，如果不把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兩重分析的矛盾解決好，就可能出現把知識分子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的情況。這是很危險的。所以在１９５６年這個歷史轉折的年份，這個中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并且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份，周恩來代表中央，以我國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和政治上思想上“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兩點為根據，把過去的兩重分析統一起來，宣布他們“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這個結論，是周恩來親筆加寫到報告中去的。它至關重要，是中國共產黨在知識分子問題理論和政策上的一個全新的結論，成為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的理論基礎。

　　（四）然而，關于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理論問題當時沒有透徹解決。就在同年９月黨的八大第一次會議的報告中，又恢復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傳統提法，雖然強調的是必須運用這些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前些年，我曾問胡喬木，為什么八大報告沒有重申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報告的新結論？喬木也記不大清楚，但他記得，知識分子會議時已有不同意見，會后《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里就沒有用“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提法。我查了中央政治局于這一年２月２４日通過的這個指示，果然如此。不過指示中還是明確宣布“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為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這同周恩來報告的精神是一致的。八大報告一方面確認了“我國知識分子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另一方面又恢復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提法，沒有重申“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或“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的提法。這里面就包含著矛盾。而到１９５７年以后，知識分子被一般地歸入資產階級的范圍，并且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這是反右派運動、“拔白旗”運動以后，知識分子問題上“左”的錯誤的發展，在理論上的反映和總結。

　　（五）周恩來第三篇講話，是１９６２年３月２日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它的特點，用現在的術語，就是撥亂反正，用當時的術語，就是糾正幾年來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偏向。在這里我想稍微多說一點這次講話前后的情況。

　　１９６１年我國進入調整時期，在科學教育文化工作領域，調整，首先的和共同的，是糾正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偏向。表現在中央的決策和文件上，先是在《科學十四條》、聶榮臻關于《科學十四條》給中央的報告和根據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討論這兩個文件時的意見而起草的中央批語（７月１９日發出）中；接著是在《高教六十條》和中央關于《高教六十條》的指示（９月15日發出）中，以及正在醞釀的《文藝十條》中。但是這些文件都還沒有觸及那個根本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問題。與此同時制訂的工業“七十條”倒是觸及了這個問題，明確提出國營工業企業中的技術人員和職員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薄一波在說明這個條例草案的時候，分析了技術人員狀況的變化，指出：“過去每一次運動，有不少的企業總是把這些人叫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者叫做舊人員。《條例》上也講到這個問題，不能籠統說舊的技術人員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不能說我們培養出來的青年技術人員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③但是，這個文件只管國營工業企業，沒有涉及科學教育文化機構中的廣大知識分子。

　　不過，隨著中央制訂和要求全國貫徹執行這些條例，知識分子階級屬性這個根本問題的普遍提出，是勢所必至的。還在這些條例通過之前，在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９日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周恩來就說過：“有一個時期好像覺得１９５６年關于知識分子的那些問題可以不講了，不是的，那些原則仍然存在”。在這些條例出臺以后，鮮明地把這個根本問題提了出來的，是當時任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這一年９月２８日，在廣東省委召開的有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參加的座談會上，陶鑄發表了在黨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的講話④，鄭重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１１月，中宣部的內部刊物以《中南一些知識分子認為黨給他們“摘掉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為題，反映了這一重要動態。其中說：“十月間，中南局召開了中南地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在這以前，九月下旬和十月初，廣東省委也舉行幾次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據《廣東宣教動態》反映，大家對陶鑄同志在會上提出的‘今后一般地不再叫他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最為高興’，認為黨已經給他們‘摘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還反映了許多知識分子對陶鑄講話表示歡欣鼓舞的發言。

　　這件事表現了黨的一位地方領導人，在貫徹執行中央文件的過程中，在政策問題上的創造性和主動性。

　　（六）１９６２年春天的廣州會議（其實是一個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一個全國話劇、歌劇創作座談會，同時在廣州召開）和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面對的正是在中南地區已經形成的這樣的輿論背景。

　　中宣部科學處的同志參加了廣州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的簡報工作。會議按剛剛開完的七千人大會的精神，“白天出氣，晚上看戲”，暢所欲言地總結幾年來科學技術工作中的成績和失誤、經驗和教訓。糾正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上的偏向，成為會議的一大主題。學部委員、聲學家馬大猷在會上激動地提出：為什么現在還把我們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響應的人很多。這些情況都登在會議的簡報上。周恩來看了全部會議簡報。他到會上來講話，作為中央領導人，難以回避對知識分子政策的這一根本問題作出權威說明的強烈要求。

　　于光遠（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當時告訴我們：周恩來就這個問題，召集在廣州的一些領導同志（現在記得他提到的有陶鑄、聶榮臻、張勁夫、于光遠、范長江、杜潤生等人）征求意見。陶鑄非常明確，說：他在中南局的座談會上已經講了，今后一般地不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這個名詞傷感情。但是，他的話只是“地方糧票”，中央領導人說了，才是“全國糧票”。科學工作方面的幾位領導同志都表示贊同。周恩來還特別問于光遠，說：你是中宣部的，你是什么意見？于也說了贊同的意見和他對知識分子問題的分析。最后周恩來說：不再一般地稱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肯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屬于勞動人民的范圍，這是今天參加討論的同志一致的意見，我們大家共同負責啊!

　　周恩來３月２日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立論謹慎，照顧周到，但是，指出黨歷來認為同知識分子的聯盟屬于同勞動者聯盟的范圍，重提６年前知識分子會議的“初步估計”，強調１２年來我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則是非常明確的。

　　對于這篇講話，會上反映熱烈，大家極其擁護，又感到還有意猶未盡、話猶未透的地方。經過同周恩來商量，陳毅于３月５日在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３月６日在話劇、歌劇創作會議上，快人快語，作了那個著名的“脫帽加冕”的講話。在３月６日的會議上，陳毅說：“有些人說：‘我們跟共產黨走了１２年，共產黨總是不相信我們，還是把我們當成外人看待。’這樣下去怎么行呢？這個問題必須解決。經過反復的考慮，昨天我對科學家講話時，講得很尖銳。周總理前天動身回北京的時候，我把我講話的大體意思跟他講了一下，他贊成我這個講話。他說，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您們行‘脫帽禮’。”

　　周恩來回北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準備即將提交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的這個報告中明確肯定：“我國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戰線上，作出寶貴的貢獻，應當受到國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國知識分子的狀況，已經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會培養出來了大量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正在沿著‘又紅又專’的道路成長。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經過１２年的鍛煉，一般地說，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且愿意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疑問，他們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我們應該信任他們，關心他們，使他們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如果還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這就表明，廣州會議對知識分子的“脫帽加冕”，已經不只是中央幾位領導人的共同意見，而是經過中共中央和全國人大同意了的正式意見。

　　（七）然而，同１９５６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情況相似，這個理論和政策問題當時仍然沒有能夠透徹解決。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在高度評價周恩來廣州會議講話的地方，胡喬木親筆加寫了這樣一段話：“但是，黨中央對思想政治上的‘左’傾觀點沒有作出徹底清理。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在黨中央內部有少數人不同意甚至明確反對，在周恩來要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表示態度時，毛澤東竟沒有說話。這種情形是后來黨對知識分子、知識、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現大反復的預兆。”⑤

　　在１９６２年９月“重提階級斗爭”的八屆十中全會期間，有同志提到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問題，毛澤東已經表示了他對此并不以為然的意見。不過，他沒有多談，會上也沒有多討論。會議公報中，知識分子是沒有“帽子”的“光頭”，既沒有加上“勞動人民”之“冕”，也沒有重戴“資產階級”之“帽”，相關的文字是：“要加強對知識分子的團結和教育工作，使他們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這當然只是一種暫時的情況。

　　十中全會以后，在全國文教書記會議上發生了一場爭論。爭論的一方仍然贊成廣州會議上的意見。爭論另一方的意見，以這樣一篇講話為代表，這篇講話認為：這些年來知識分子政策有些亂，一“左”一右。“左”發生在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的下半年和１９６０年的上半年，表現為“拔白旗”，寧“左”毋右的那個綱領，提升職稱的那個文件。右表現為“脫帽加冕”，知識分子都成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只有兩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按世界觀來劃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提法不確切，模糊了階級界限。出身于農民、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附屬于無產階級，就附屬于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時期，知識分子中的統一戰線，包括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左派、中間派的知識分子，團結的范圍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識分子。用這樣一條界限來防“左”、防右。⑥

　　１１月２６日，陸定一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匯報了會上的不同意見，周恩來聽后明確表示：“對知識分子，說我們提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是沒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報告的，是黨批準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他還引用劉少奇在關于憲法的報告上講過勞動人民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為論據，說：“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么錯誤。”鄧小平表示支持，說：“恩來在廣州報告沒毛病，對知識分子問題應照總理講的解釋，請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講清楚。關于知識分子問題，下次會議還要討論，統一解釋口徑，還是按總理在人代會講的為準，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準的我們黨的正式語言，今天正式決定。”鄧小平還說：“上次在主席處談了，這次宣傳會議關于知識分子的討論，不下傳。”⑦

　　雖然有了這個正式決定，但是這個問題實際上并沒有解決。后來，隨著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學術文化領域各種過火批判的日益加緊，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的大多數再次被一般地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宣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了這些領域，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在一種意義上可以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從知識分子、從學術文化領域開刀的。

　　（八）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開始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才真正實現了撥亂反正的。新時期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新發展和新問題，屬于黨的另一段歷史的研究范圍，這里不作討論。只講一點：周恩來這三篇代表黨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的文獻，為新時期黨在知識分子政策上的撥亂反正準備了基礎。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

　　注 釋：

　　①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平裝本），第３７７頁。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頁。

　　③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９９６頁。

　　④見陸健東著：《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聯書店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３８-３４３頁。

　　⑤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平裝本），第３７７頁。

　　⑥這篇講話是根據我的筆記本中的記錄寫的，記的是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２日陸定一在文教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所說的“寧‘左’毋右”的那個綱領，指的是中宣部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 １９日編印的《宣教動態》上刊載的《清華大學物理教研組對待教師寧“左”毋右》的材料，這個材料反映這個教研組黨支部有一些不正確認識，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知識分子是革命對象，因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連團員助教都被認為是革命對象；認為提“發揮老教師的作用”，就會模糊階級界限，放松斗爭，等等。“提升職稱的那個文件”是指教育部門曾有文件規定，只有政治上屬于左派和“中左”的教師可以提升職稱；屬于“中中”的，有一半可以提升，另一半不能提升；屬于“中右”的都不能提升，已劃為右派的更不能提升。界限劃在“中中”的中間，“中右”被劃到敵人一邊去了。

　　應該說明，陸定一雖然曾經不贊成提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但他那時是堅決主張團結“資產階級”左派和中間派知識分子，直至“中右”知識分子的。為了體現這樣的團結政策，陸定一建議把當時作為“中右”標兵的傅鷹教授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陸定一就被打倒，中宣部被稱為包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的“閻王殿”。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陸定一復出，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包含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對周總理的敬佩和對自己的批評。文章中說：“對于我國知識分子隊伍的情況，周總理也作了實事求是的估計。有人把我國知識分子隊伍說得漆黑一團，周總理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我國知識分子絕大部分是好的，他們聽黨的話，愿意為社會主義服務。’”陸定一認為，周總理著重看知識分子為誰服務，而不把世界觀作為劃分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標準。世界觀的改造是長期的，當然每個知識分子都應該改造世界觀。這是很對的。陸定一說：“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時曾經是偏‘左’的，所以是錯誤的。我要努力向周總理學習。”在另一篇文章中，陸定一又說：“１９５６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黨的中心任務是建設。要團結工人農民，還要團結知識分子。黨內對于是否團結知識分子，又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主張。一種人，包括周總理、陳毅、聶榮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視而且能團結知識分子的。另一種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認為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是‘臭老九’，是敵人，‘知識越多越反動’，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打擊知識分子開頭的。還有的人，在兩者之間，比如說我自己吧，對知識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錯誤，同時也提出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正確意見。”上述兩篇文章，見人民出版杜１９９２年版《陸定一文集》第６９７-６９８頁、第７８０-７８１頁。

　　⑦轉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１００７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