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如何對待知識分子：求同存異話團結 信任支持求真情

　　怎樣正確認識和對待知識分子，一直都是困擾人們的主話題之一。美國最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博士在其《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寫道：“知識分子和國家當局的關系，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議論紛紜的主題。我們只要回憶一下西方經驗是如何復雜和多種多樣，就不難看出在中國情況下同樣是復雜和多樣化。如果我們不能看出這個來，那只不過由于我們的無知罷了。”就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而言，費博士的這一席話可謂一語中的。雖然我黨自誕生之初就與知識分子結下不解之緣，但在幾十年的風雨征程中，它在相當長的時段內卻成為一個難解的“結”。在我們黨內，第一個比較徹底地從思想、理論乃至實踐上解開這個結的是周恩來。他的知識分子觀既富于科學的理論性，又長于具體的實踐性，即從理論的抽象層到實踐的操作層，無不進行了獨到的闡發，達到了知與行的高度統一，從而使其思想形成為一個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客觀定位

　　研究知識分子問題，首先需對它進行客觀定位，此為最根本的前提和基礎。我黨在遵義會議后，曾對知識分子的作用有過正確定位，因而在民主革命中較大程度地發揮了他們的作用。周恩來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在該問題上有其獨特的貢獻。他不僅肯定“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知識分子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①，并旦還從經濟地位上分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識分子遲早都要走到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來的原因，認為他們服務于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是其理智的、必然的選擇，是符合其歷史發展邏輯的。而他獨特的貢獻則在于對建國后知識分子的正確定位。隨著建國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逐漸展開，他從戰略高度向全黨提出了知識分子和科學技術這個極為重要而緊迫的問題。指出：“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正處在恢復階段，需要人‘急’，需要才‘專’，這是事實”②，“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識分子不足”，“現有的專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夠”③。他還告誡全黨，若現在不重視這個問題，勢必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為他認定知識分子已成為我國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④，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一支偉大的力量”⑤。所以他進一步提出了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貝”的思想⑥，認為“他們所掌握的科學知識，是我們國家的財富”⑦。這樣，知識分子的重要地位就得到了客觀而有力的肯定，為黨制定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指向度。

　　科學定性

　　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均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那么它歸屬何種性質的力量？即如何科學定性。這也是我黨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最撓首、因而也最多曲折的一個問題。

　　在此問題上，周恩來是我黨內作出最大貢獻的一位，也是其知識分子觀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點。他首次正確解決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提出了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科學論斷。詳言之，他在該問題上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第一個提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階級的科學觀點。黨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黨內普遍認為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一樣是個單獨的階級。而周恩來還在１９２５年６月就指出，“知識階級”的說法不符合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他們完全不是一個階級，只可說是知識分子或知識界。１９６２年他更明確指出：“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而是腦力勞動者構成的社會階層。”⑧一般地說，這個階層的絕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附屬于當時的統治階級并為其服務。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已處于統治地位，知識分子則基本轉變到為人民服務。

　　第二，正確解決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屬性，即：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一部分。１９４９年４月，他提出勞動知識分子的概念，同年７月，又指出：“文藝工作者是精神勞動者，廣義地說來也是工人階級的一員”⑨。這是我黨最早把知識分子看成是工人階級成員的論述。建國后，周恩來運用列寧關于進行階級劃分必須以經濟關系為基礎的思想，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又作了進一步的理論探索和研究。正是在此基礎上，到１９５６年，他在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就正式宣布：“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六年來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⑩，“他們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估計要以這個為綱”１１。這是完全符合我國現代知識分子發展客觀實際的科學結論，因此不僅為當時的知識分子所欣然接受，也被黨的八大所吸收。在以后曲折前進的道路上，周恩來始終不渝地堅持著這一觀點。

　　第三，要糾正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黨內宗派主義傾向。為使以上觀點能真正變成黨的行動指南，周恩來還嚴肅批評了低估知識界在政治和業務上的巨大進步、低估他們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作用、否認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而也很少在知識分子中間吸收黨員的看法和做法，認為這是黨內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傾向，是放棄領導、妨礙我們正確地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妨礙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錯誤做法。因此這種傾向必須糾正。他認為我們所應當采取的唯一正確的方針，就是“必須盡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現有力量，同時盡一切努力盡可能迅速地給以進一步的改造、擴大和提高，使這種改造、擴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規模能夠真正符合我們國家的各方面偉大發展的巨人式的步伐。”１２這樣，就從正反兩方面盡可能地保證了該科學論斷能在實踐中得以正確貫徹執行。為制止此后知識分子因從事業務而被定為走“白專道路”進而打擊、壓制知識分子，實際上也就從另一角度否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左”傾思想，周恩來在６０年代初期的一個明確觀點是：一個在本職工作中訓練有素的人，比起一個熱衷于政治但沒有專業技能的人對社會主義發展更有價值。他說，“白專道路”這個口號不是我們提的，“一個人只要在社會主義土壤上專心致志為社會主義服務，雖然政治上學習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對社會主義，才是‘白’”13。這就從知識分子的職業特質上規定了知識分子之所以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內涵，以防止一些形而上學的人借此打擊知識分子，給知識分子鉆研業務、發揮專長從而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以有力的支持。

　　合理定量

　　定位和定性誠屬必要，而定量也必不可少。在此，周恩來又率先在我黨對它進行了明確、合理和全面的闡述。他以其政治家的敏銳洞察力，透過建國初尚有大量知識分子失業的表象，清醒地認識到了我國知識分子隊伍在數量上極端匱乏的問題，１９５０年８月就明確指出：“培養大批的建設人才，是我們現在最中心的問題”１４。那么如何擴大這支隊伍？周恩來在這一問題上總的思路是：開源和節流并舉。

　　所謂開源，也即通過各種教育途徑逐步建立起一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宏大隊伍，“我們一定要在若干年內從勞動人民中培養出大批新型的知識分子”15。至于培養渠道，他在１９５１年提出了提高工農干部文化水平、訓練舊公務人員和知識分子、有步驟地從現有高等和中等技術學校教育以及工廠里的藝徒教育等這樣一套教育體制中培養三條措施。同時，他還把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工作也列入了科學發展規劃中。特別是他在５０年代提出應將派遣優秀科研人員到蘇聯等國學習、請來我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幫助我們培養人才及就地向來華蘇聯專家學習而不只是將其當作普通工作人員來利用相結合，這應當說是當時極為明智、最經濟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所謂節流，即充分利用現有力量，做到人盡其才，杜絕人才浪費。周恩來對建國初普遍存在的浪費人才現象表示了其極大的不滿和憂慮。他視浪費人才的現象為“浪費國家最寶貴的財產”，是“嚴重的損失”，并把造成該現象的錯誤視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本位主義的錯誤，要求堅決加以糾正。不僅如此，在節流問題上，周恩來還提到了學科平衡這樣一個頗具專業性的問題。他指出，“為了有系統地提高我國科學水平，還必須打破近視的傾向，在理論工作和技術工作之間，在長遠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間，分配的力量應該保持適當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確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廢”，“如果我們還不及時地加強對于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那么，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１６這里周恩來已考慮到了學科結構平衡對現有力量利用最大化問題，防止出現類似木桶理論中的短板效應所產生的巨大浪費，這在當時是極富遠見的，即使在今天亦不失為金玉良言。此外，通過制訂并執行科技事業發展規劃，把知識分子工作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全局密切結合起來，也是周恩來在領導知識分子工作、充分發揮其作用中的一個創造。它使知識分子的作用及潛能得以最大限度地發揮。

　　總之，周恩來對知識分子的這一定量頗為合理，它從數量到質量、從要素到結構、從方式到內容等多個方面均作了相當周詳的闡述。這不僅體現了他對知識分子的極端重視，還說明了他對當時我國國情的明察，因而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極具指導性。

　　求同存異話團結

　　如果說上述三條總體上是對周恩來知識分子觀中的基本思想內涵即理論層面予以展開的話，那么從此處開始，則是針對怎樣在具體工作中對待知識分子，也即主要從實踐操作的方法論層面進行論述，正是它使周恩來這一思想達到了知與行的有機結合。

　　知識分子既非獨立階級，其世界觀往往取決于其所處環境和條件，因而其政治思想必定不可能整齊劃一；而且，他們常常是一小群甚至是極少的幾個人在一起工作，因此養成各種不同的性格。“科學家的良心、骨氣是可欽佩的，但是科學家的脾氣有時是很難相處的，這都是一定的生活環境造成的”17。如對知識分子的這些特點不予置理，顯然很難達到充分發揮其作用之目的，這也正是建國后我黨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形成強制階段與相對放松階段循環出現的癥結之一，其結果是消蝕了知識分子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激情，以至對知識分子的利用率幾降至“冰點”。基于此，周恩來認為，為實現整體的共同目標，就要廣泛吸納人才，包括有缺點、有過錯的人才，也即他主張求賢不求全，要用其大端。若求全責備，則人才難得，欲速不達。只有廣納賢士，兼容百端，求同存異，才能使我們的事業興旺起來。

　　那么求何種“同”存甚么“異”？周恩來對人才堅持德才標準但又不過分看重有才干之人的弱點。對賢者，他主張要看本質，看大節，看主流。這個主流就是我們所要求的“同”，即凡是承認《共同綱領》、凡是為新中國為人民努力服務、甚至只要遵守國家的法令、從事正常的勞動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不管是工農出身、小資產階級或剝削階級出身，不管他對共產黨曾有過不同看法以至反對過，我們都應該團結18。對海外知識分子，他認為同樣不能求全責備，甚至容許其具有不同的世界觀。因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們的智慧、才能、性格相異，互相之間有時是有矛盾的，“團結就是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面統一起來。善于團結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而“統一矛盾并不妨礙個性的發展”19，更不是取消矛盾，而是恰當存“異”，否則，團結只能是烏托邦式的一廂情愿。我們“應該在千軍萬馬中敢于與人家來往，說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學習，團結最廣大的人們一道斗爭，這樣才算有勇氣，這種人叫做有大勇”２０。周恩來正是這種有大勇之人，處處顯示出一種海納百川的氣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賢者，攜手并肩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

　　信任支持求真情

　　團結之目的在于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而這就需為其創造各方面的便利，因為其所從事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必須給予和諧的環境和良好的條件，此為發揮其作用所應有的必要投入。這也正是我黨在抗戰時期能成功地團結和發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秘訣所在，即：政治上尊重、信任；工作上放手支持；生活上關心、優待。但新中國成立后，由于險惡戰爭環境的結束，黨轉而日益注重對知識分子思想的改造，而對如何繼續充分發揮其作用則有較大忽略，使知識分子反而無法像在戰爭年代那樣盡情施展才華，這與建國后對知識分子的亟需顯然產生較強反差。周恩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僅重申上述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還結合新中國的客觀狀況，予以進一步發展。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人最珍貴的莫過于理解和信任。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故周恩來強調，要團結他們，首先必須充分尊重和信任他們，要學會用同志的態度去接近并了解他們，保證他們享受適當政治待遇。“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團結在一起工作”２１。在工作上，周恩來除重申要放手支持的基本觀點外，針對建國后知識分子被非業務性事務占據太多時間所造成的浪費，他提出了著名的“六分之五”原則，即每周保證專業人員至少有４０小時用在業務上。他說，“學習政治我贊成，但是要精通業務，不能占用鉆研業務的時間”22。這在當時情況下無疑是非常清醒、理智并不乏勇氣的觀點。同時，他還勇當知識分子的“后勤部長”，竭力呼吁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圖書、資料和其他工作條件。在生活上，他更是為知識分子盡可能提高生活待遇以避免因日常生活瑣事浪費太多時間而殫精竭慮，因為他將這一時間的浪費視同“國家勞動力的損失”23，故必須降低這類“影子價格”，要求各有關單位的行政管理人員務必充分重視他們的生活條件，認為這是解決知識分子生活問題的關鍵。此外，周恩來在要求根據按勞取酬原則適當調整知識分子的工資以消除工資制度中的平均主義等不合理現象、修改妨礙新生力量培養和知識分子提拔的不合理的升級制度及建立一系列獎勵等制度的諸多方面２４，都提出了其獨到、全面的建議要求，從而將我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這是對知識分子真正信任支持的體現，惟有如此，才能求得他們真情的回報。

　　潤物無聲化甘霖

　　承認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屬于勞動者聯盟的范疇，并不等于說知識分子已不再需要繼續進步。至于如何幫助他們繼續進步，則必須照顧到知識分子的特殊性。我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習慣了急風驟雨式的群眾政治運動，建國后在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也有意無意間延用了這些做法，進而混淆了政治問題與思想、學術問題的界限，極大地損害了知識分子工作，破壞了黨與知識分子在戰爭年代培養的良好關系。周恩來總結了這些經驗教訓，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知識分子毫無疑問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而要卓有成效地實現黨對知識分子的領導，就必須根據其特點，充分體現平等民主精神。這主要體現在下列三個方面：

　　首先，他指出了黨領導的特定范圍，即黨對知識分子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是“大政方針、政策、計劃”的領導。至于具體業務，黨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們，使他們勇于負責。否則，小權過多，大權旁落，黨委勢必成為官僚主義、事務主義的機構25。周恩來在此明確摒棄了對知識分子大包大攬式的專制做法。

　　其次，他又指出，黨的領導是集體領導，“組織領導，不是個人領導”，“個人沒有權力領導一切，不管是誰”２６。這樣才能防止對知識分子的工作因個人主觀意志隨時可能產生的偏差而引起失誤，從而影響知識分子作用的正常發揮。這應該說是一條在我國非常有現實意義且具前瞻性的論斷。

　　第三，他進一步提出，幫助知識分子進行思想轉變，粗暴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必須通過他本人的自覺，采用和風細雨的方式。改造必須靠自覺，“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決定于自覺性”，“我覺得一個人的進步要等他自覺地認識以后才最可靠”２７。他一貫的觀點是，作為執政黨，當然需要領導，但領導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領導的“基本方法是說服，決不是命令”28，故他強調對知識分子“改造的方法要和風細雨，不能粗暴。這樣氣才能順，心情才能舒暢，才能接受幫助。幫助人不能給人‘上大課’，知識分子最怕別人給他‘上大課’，要促膝談心”２９

　　無疑，這是一種如唐詩所云“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工作方法，是一種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符合知識分子特點的有效方式。它既保證知識分子擁有基本的學術自由權利，又給予民主平等而非強制、尊重其自主獨立人格的教育幫助，這樣的幫助才能使知識分子心悅誠服，工作才能做到其心中，因而也才能使我們的幫助真正化為知識分子思想的甘霖，從而使我們與知識分子在思想上達到更高層次的統一，朝著共同目標前進。

　　揚鞭奮蹄須自強

　　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因而人也總要不斷前進，“停頓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銹”30。知識分子亦莫能外。而任何事物的發展進步都離不開內因的決定性作用。知識分子的進步需外因的推力，更需內因的激發。因此周恩來在主張由外部和風細雨的幫助之同時，還向知識分子及時提出了“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要求。這也是吸取了我黨歷來所強調之觀點基礎上的產物。而周恩來具有開創性的思想在于，他特別提倡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方法。在５０至６０年代他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三個著名報告中，都有較大篇幅談到了知識分子自我改造問題。

　　首先，實事求是地分析知識分子的狀況，率先倡導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并指明改造的主要內涵。他強調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屬于人民內部的改造，其改造的內容首先要清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這是解放后一個特定時期的歷史任務。隨著知識分子逐步接受黨的領導，開始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這種改造即告結束。此后，知識分子雖然仍要在新的水平上向更高的進步標準前進，但那是同其它人一樣的“一種經常性質的任務”了，并特別指出，“自我改造是為了進步，是光榮的事情”３１。后來那種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當作一個長期任務，搞沒完沒了的改造運動，顯然不是周恩來所主張的。

　　其次，提出了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途徑。他認為這種自我改造通常經過三條道路：一是經過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實踐。一般說來，社會生活的教育作用最為廣泛和直接；第二是經過他們自己業務的實踐，這條途徑也有重大作用；第三是經一般理論的學習，也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它對于確立其革命的人生觀和科學的世界觀具有決定意義。這三條途徑互相聯系，不可任意割裂３２，是帶有知識分子自己的特點、因而也最為有效的道路。

　　第三，周恩來再次強調了自覺自愿的原則。他認為，我們應熱情地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改造，實現他們的這種愿望，但必須堅持民主的、寬容的方法。世界觀的改造要有個長期的過程，因此即便有的人在思想上堅持自己的錯誤，但只要他并不在言論和行動上反對人民，甚至還愿意用自己的知識和精力為人民工作，那么，我們在批判其錯誤思想的同時，就還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創造條件幫助他逐步地覺悟起來，而不應采取任何簡單粗暴的方式33。

　　顯然，周恩來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問題上，充分堅持了求實和民主的原則。他一方面實事求是地提出知識分子需要自我改造，揚鞭奮蹄當自強，而非一俊遮百丑；同時，他又特別考慮到了知識分子的特點，認為這一“揚鞭者”主要地應是知識分子自己而不是旁人，是自愿而絕非被迫地堅持自我改造，否則，必定事與愿違，欲速不達。以后的歷史已充分證實了這一預見的準確性。

　　知識武裝添保障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有了上述從理論到實踐的充分論述，按說已屬相當完善，但周恩來作為一個卓越的實踐家，敏銳地意識到還有一個常被忽略、輕視以至曲解，然事實上對知識分子工作做得好壞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即：黨員干部隊伍的知識化問題。

　　周恩來指出，我們絕不應設想，既然我們是共產黨員，我們就天然地會領導知識分子進行文化建設，我們就天然地不會犯錯誤。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想法３４。因為文化建設是一項非常重要但也最為復雜和專業化的任務，它同我黨長期來所熟習的對武裝斗爭的領導大相徑庭，所以僅靠過去那些知識和經驗已遠遠不夠，掌握現代科學技術文化已成為現實斗爭的迫切需要。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不但要具備一定的科學文化基礎知識，而且要熟悉各自領導范圍內的必要的專業知識，掌握其特殊規律。否則，只能是空頭政治，只能不著邊際，瞎指揮。所以周恩來說，我們對待任何問題，都必須堅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老實態度，不懂決不要裝懂，“但是必須由不懂變為懂”，“無論中央各部門或各地區都必須學會更好地領導知識分子和領導科學文化事業”，因此“我們黨必須培養出一大批精通科學和文化各部門知識的干部”35。這是決定我們的知識分子工作做得好壞的重要保證。

　　在五六十年代那樣的客觀歷史條件下，周恩來能預見并明確地提出這個問題確實體現了他作為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戰略眼光。雖然早在３０年代我黨就作出了“使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同時實現起來”36的英明決策，但在建國后的大部分時間中，我黨對黨員干部的知識化問題常常是忽視的，以至還到過“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極致地步。俗語“隔行如隔山”可做為最簡潔的注腳。然而周恩來雖有能力及魄力認識到該問題，但欲真正付諸實施，在他所處年代卻終究回天乏術。只是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才開始糾正這種片面性，并重申和堅持了他的正確論點。鄧小平１９７８年３月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就明確地說：“毛澤東同志曾教導我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不能長期安于當外行，要鉆進去，逐漸成為內行。”38這標志著我們黨在這一問題上經過實踐的檢驗，終于達成共識，從而為在新時期切實做好知識分子工作增添了有力的保障。

　　結語 追根溯源示后人

　　周恩來的知識分子觀是全面的，完整的。從上面的論述中不難發現寓于其中的戰略性、科學性、求實性、民主性和服務性等特點，其思想內容基本涵蓋了現今我黨知識分子政策的基本精神，因而對我們當前的知識分子工作仍有重要的、直接的指導意義。而且，進一步剖析周恩來所以能形成這一思想之源，并進而反思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工作者當具備的基本素質，對時下如何更好地做知識分子工作當有極好借鑒作用，也是我們此刻重溫其思想的又一目的所在。

　　周恩來能夠對我黨的知識分子工作做出巨大貢獻，這當然與他在黨內長期分管知識分子工作有直接關系，但這一理由顯然遠不夠充分。“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我以為至少還得包括以下三種“活水”：

　　第一，對馬列思想的承繼。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從來都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認為沒有他們的參加，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周恩來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從他早年在歐洲留學時認定以馬克思主義為自己畢生的信仰和追求后，就再也不曾有絲毫的動搖。他在１９２２年就鄭重聲明：“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３９。既然信奉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大原則，且認的主義不再變更，那么也勢必認同馬克思主義關于知識分子的基本觀點。而實際上周恩來知識分子觀的基本精神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恰是一脈相承的。這當是形成其思想的一個基本來源。

　　第二，對中國國情及知識分子狀況的洞察。周恩來在思考知識分子問題的時候，始終緊密結合中國社會的具體特點。他通過考察中國的社會狀態和階級狀況，認識到由于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點，導致中國知識分子所受之剝削壓迫尤甚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因此決定其革命性更強烈；而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從事建設事業的我們，則更需要知識分子。由此，知識分子問題在我國具有了特別重要的地位，是不可多得的“寶貝”。同時，還因我國知識分子歷來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因而他們在近現代大多走了一條由愛國的、民族的思想，繼而發展到爭取民族解放并進一步覺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才能救中國，最終走上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道路。因此我國知識分子服務于革命與建設不僅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正是通過對中國知識分子這一歷史發展軌跡的研析，成為形成周恩來知識分子觀的關鍵性“活水”。

　　第三，博大的個人胸襟及其優秀的個人品德是形成其思想的又一種“活水”。周恩來的知識分子觀是知與行的有機統一，也是該思想的一大特色。在其關于“行”方面的思想中，無不體現著一種海納百川的氣度和細膩的方法論的并存。這無疑來自于其胸襟和品德方面的特點，即：無我、真誠、民主和嚴細。

　　周恩來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其心中只有黨和國家的利益，只有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因此，一旦認定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他就能夠真誠地想方設法團結他們，平等交往，而絲毫不計個人的恩怨與名譽得失。“談到名聲、榮譽、快樂、財富這些東西，如果同友情相比，它們都是塵土。”周恩來相信達爾文的這番話，也切實躬行了它的真義，因而才有那些寬宏而又精辟的論述。另方面，其性格中又有極為細膩的一面，他能把可以牽動知識分子“全身”的每一根“頭發”都悉數考慮到，因而使他的思想具有極強的情感性而富于感染力及號召力。更可貴的是，他將這些思想不僅寫在了有形的紙上，還寫在了其無形的實踐之中，從而使廣大知識分子“聞其風而悅之”，贏得了他們的真誠擁戴，成為矗立于他們心中的一尊不朽的豐碑。

　　總之，周恩來不僅是一位出色的知識分子問題理論家，更是一個成功的實踐家。今天，當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隆升、因而能否做好知識分子工作、“能不能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我們事業成敗的關鍵之一”的時候４１，揣摩并學習周恩來成功的“秘訣”就有著極為強烈的現實針對性。這些“秘訣”正是：

　　第一，心到，即對知識分子工作在思想上必須高度重視，并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現實緊迫感。

　　第二，情到，即對知識分子工作要滿腔熱情地投入，并堅持在工作中情理并重，以情寓理。

　　第三，眼到，即密切關注知識分子所思所慮，了解其客觀狀況，體察和反映其實際問題。

　　第四，腳到，即經常深入并扎根知識分子中間，解決其實際問題，少說空話，多辦實事，使他們得以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最大限度為祖國建功立業。

　　（作者單位：中共浙江省委黨校）

　　注 釋：

　　①、④、⑤、⑦、⑩、11、12、16、20、21、23、24、２５、２６、27、29、30、31、32、３３、34、35《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３５８—３５９頁、第２７６頁、第２８０頁、第４２７頁、第２７８頁、第４２６—４１３頁、第 ２８２—２８３頁、第 ３００、２８１頁、第１２４頁、第４２２頁、第２８８頁、第２８８—２８９頁、第４２０—４２１頁、第 ４２３頁、第２２０頁、第４２４頁、第 ３６０頁、第２９７頁、第４２４頁、第 ２９３—２９４頁、第 ２９５頁、第 ４２７頁、第 ３０５頁。

　　②、⑧、13、15、22《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１９頁、第３５４頁、第３４２頁、第１６頁、第３４３頁。

　　③、⑥、14、１７、18、19《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５頁、第５０５頁、第１６０頁、第 ５０頁、第 ４８頁、第５０頁、第 ５１頁。

　　⑨、２８《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３４９頁、第１３１頁。

　　３６《毛澤東選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６１９—６２０頁。

　　37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第２７４頁。

　　38《鄧小平文選》第 ２版第 ２卷，第 ９９頁。

　　39《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４０、４６頁。

　　40 江澤民《愛國主義和我國知識分子的使命》，１９９０年５月３日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