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熱情歡迎李宗仁歸來 待以上賓之禮

　　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的10年間，我5次上北京，為李宗仁回歸祖國做準備。每次到京，都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會見。為爭取李宗仁歸國，周總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

　　（一）我一上北京，總理高度評價李宗仁先生《對臺灣問題的建議》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赴美，行前他先到香港，在香港的一切是我替他安排的。

　　李宗仁于11月20日上午到香港，蔣介石先后派居正、朱家驊、洪蘭友、鄭彥棻等兩次來港挽留李宗仁，李未表示什么。我替李宗仁辦完一切手續后，他決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計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時權宜之計，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國來，可能讓我在香港起橋梁作用。

　　1955年秋李宗仁發表《對臺灣問題的建議》，事前他的思想轉變有其發展的過程，主要是下面幾種因素：

　　一、50年代初，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取得偉大的勝利。在戰史上，美國從沒有被別的國家打敗過，可是卻敗于建國未久的新中國，此一事件深深地感動了李宗仁，認為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

　　二、1955年初，美國當局公布了與臺灣當局簽訂的《共同防御條約》，1月29日，美參議院還通過了《授權艾森豪威爾總統協防臺澎地區案》。對此，李宗仁認為，這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阻礙中國統一，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他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默爾而息，而必須有所主張。

　　三、1955年4月，周總理在萬隆亞非會議上公開宣布，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這也給李宗仁一個很大的啟發。

　　李宗仁《對臺灣問題的建議》發表后，引起北京的注意。因為從此時起，我在九龍荔枝角靠山面海的寓所，就經常有進步人士登門拜訪了。

　　1956年1月中，在《大公報》工作的一位同鄉陪同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金堯如來看我，手中拿著一份刊載周總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大公報》給我看，希望我對這篇報告發表一些意見。我對國內知識分子所處的境地一無所知，能夠說些什么話呢？所以我就顧左右而言他，使訪客悵悵而歸。

　　三個月后，也就是1956年4月下旬，上面那兩位朋友又兩顧茅廬，金堯如一會面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接到北京長途電話：李濟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談，來去自由，并且保密。”還要我提出條件。我說：“我去北京，沒有什么前提條件，但此問題大，容我考慮一天如何？”當即約定第二天下午3時在九龍太子道一家咖啡館會晤，作出答復。

　　當晚，我同妻子商量后，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決心。我說，建國以來，國內先后經過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運動頻繁，海外一些知識界對大陸觸目驚心，不敢跨入深圳河橋頭半步，但我自己卻有獨特的懷抱：第一，我對臺灣所提“光復大陸”，認為是扯淡，不值一顧；第二，我對共產黨素無成見；第三、共產黨向來講話算數，此行可能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來。我毅然北上了。

　　1956年4月底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濟深的策動，而是周總理決定的。黃紹竑曾對我說：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他正參加周總理召集的一個會議，在散會時，總理對他說：程思遠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明顯，我之來京是出自總理的決定。

　　5月6日晚，張治中先生請我吃飯，他對我說，明天下午，政協禮堂三樓舉行酒會，招待海外歸僑，周總理為要見你，也來參加，你最好寫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給總理。翌日上午，我就寫了一份題為《從美、日、港三方面來觀察臺灣問題》的報告交給張治中先生。

　　5月7日下午3時，我到政協禮堂參加酒會，不久，周總理來了，他對周圍的人群打了一個招呼，就徑直走到我同張治中站的地方來。文白先生正想給我介紹，總理已向我伸出手來，他握住我的手，熱情地說：“思遠先生，久違了，我們 1938年曾在武漢見過面。”

　　我們站著談了一會兒，總理隨即對站在周圍的劉斐、余心清、劉仲容、劉仲華說，你們陪陪思遠看一看北京的名勝古跡。又對我說：我們過幾天還要會面。

　　5月12日中午，總理在中南海宴請我。劉仲容陪我從西北門進中南海，先在李克農副部長辦公室談了一會兒，然后由李陪同到紫光閣去，在那里受到總理熱情的接待。在座的還有李濟深、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黃紹竑、劉斐、陳銘樞、屈武、余心清、劉仲容、劉仲華以及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彼此都一一握手致候。

　　宴會廳在紫光閣客廳后面，總理舉起手中的酒杯向我祝酒。在宴會中，周總理高度評價李宗仁的對臺灣問題的建議。他說：李德鄰的意見很好，只有一條我不同意，他主張臺灣非軍事化，這怎么可能呢？就是臺灣回歸祖國以后，還是需要軍隊保衛嘛！總理提到白崇禧時說，白健生頗自負，其實他政治上沒有遠見，竟聽信蔣介石的話，把他騙到臺灣去了！

　　總理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闡述人民解放軍戰略方針發展的進程。他說，在濟南解放后，我們知道人民解放軍可以攻堅了，立即發動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終于打敗蔣介石，統一了全中國。他繼續說，當1949年和談時，我曾告訴劉仲容，要他對李德鄰先生說，把廣西在安徽的46軍調到南京來，這樣李先生就可以行使他的權力簽署和平協議，他也可以留在南京等待解放軍的到來。可惜他沒有做到這一點，一錯再誤。

　　談到臺灣問題時，總理說：我們一貫主張全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為了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有過兩次合作，并肩作戰，反對帝國主義。到了今天，彼此處境不同，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國的利益為重，國共兩黨仍然可以重新攜手團結起來，爭取第三次合作，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總理說，從現在起，我們不派人去臺灣工作，我們不在臺灣內部制造分裂，我們希望臺灣全部過來。臺灣當局如要了解國內情況，盡可以派人來大陸考察，我們將提供一切幫助，他們不必派特務來進行破壞活動。國民黨軍政負責人員來大陸探親、訪友、觀光，我們將給以各種方便和協助，并保證他們來去自由。總理還提到請李宗仁先生回國看看。

　　總理在談話中著重指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賞，希望國民黨人對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總理日理萬機，這一天的接見、宴會和談話竟花了三個鐘頭。我真不勝榮幸之至。當然總理的話不光是對我個人說的，而是對海外愛國人士的一次真誠的召喚。

　　我回到香港，將此行經過函告李宗仁，他來信表示不快，謂此行關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雖提出對臺建議，但其中間立場迄未有任何變化。

　　（二）我二上北京，總理說李宗仁先生目前回國定居時機還不成熟

　　1959年，我回來參加建國10周年慶祝活動。接到通知說，先去東北參觀，然后回京聽候周總理接見。

　　9月24日，周總理在紫光閣召見，在座的僅張治中、邵力子和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副主任羅青長。

　　總理首先問東北之行的觀感，我說建國僅10周年，但東北重工業建設已門類齊全，初具規模，發展是迅速的。

　　總理說，你轉來李德鄰先生信，他自愿將他收藏的歷史名畫獻給國家，這是他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政府考慮接受。

　　總理又說，德鄰另有信給李濟深先生（注：此信系由費彝民轉來的），表示將回國定居，我以為他回國的時機還不成熟，將來我請你到歐洲去同他談談再說。這是總理第一次表示要我赴歐同李宗仁會晤。

　　總理接著說：“你有一個女兒，叫林黛，在亞洲影展得到兩次女主角獎。”我插口說：“1957年是《金蓮花》，1958年是《千嬌百媚》。”總理說：“這個問題是章士釗先生提出來的，他每年去香港一次，他以為應該爭取你的女兒林黛歸來。”總理還沒有說完，張治中插嘴說：“總理，你不知道，思遠已經同林黛的母親離婚了，女兒通常總是聽媽媽的話，思遠怎么可能對林黛施加影響呢？”

　　總理看著張治中說：“文白先生，原來你同思遠都是三青團的，所以你幫著他呀！”說罷哈哈大笑，這個問題就沒有談下去了。

　　25日總理邀我乘坐他的專列同去參觀密云水庫，同行的有廖承志、羅青長等。

　　這次回港以后，著手把李宗仁存在紐約的字畫運到香港來，然后又送到北京去，不久得總理寄語：這些字畫，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贗品，但政府體念李先生的愛國熱忱，將助他一筆赴歐的旅費，以壯行色。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潔到香港，收受了這一筆外匯。

　　（三）我三上北京，總理要我轉告李宗仁不要對美國抱有幻想

　　1960年美國大選，年齡剛過40歲的約翰·肯尼迪入主白宮。美國人普遍對他寄以期望，認為這位哈佛大學出身又當過參議員的年輕總統，將對杜勒斯制訂的僵硬的對外政策，來一個根本性的改變。李宗仁也覺得肯尼迪對新中國的態度比較緩和。于是在張欲海教授幫助下，寫給肯尼迪一封信，賀他當選總統，并望他就職以后，調整對華政策，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肯尼迪復了李宗仁一函，說此事關系重大，將予慎重研究。其實這是不著邊際的官樣文章。李將來去函件都寄給我，囑送周總理核閱。

　　1961年6月上旬，總理要我返國一行。在接見時對我說，李德鄰不要對美抱有過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輕氣盛，想干出一番事業，但擺在他眼前的問題太多，改變對華政策，一時還不會列到他的議事日程上來。總理重申派我到歐洲去同李先生談談，希望李先生對美國不要抱有幻想。

　　（四）我四上北京，總理讓我向李宗仁轉達三件事

　　1963年7月14日出版的《歐洲周報》，刊有意大利女記者瑪賽麗寫的一篇《李宗仁先生訪問記》。李宗仁對該記者說：“我由于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國正在誕生。”全篇談話洋溢著李氏向往祖國的熱烈心情。

　　我同李宗仁先生約好，12月在瑞士蘇黎世會晤。11月中我先返國向總理請示。那時正值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分別舉行第三屆第四次會議，總理忙得很。一天晚上，我在西總布胡同一個特設的招待所被叩門聲吵醒。開門一看，原來是國務院副秘書長羅青長，他說，快穿衣服，總理在西華廳等你。

　　那是晚上7時許，總理處理了一天的政務，還是神采奕奕，笑容可掬。總理要我向李宗仁轉達三件事：

　　一是“四可”，那就是李先生可以回國定居，他決心回來，我們表示歡迎；可以回國后再去美國；可以在方便的時候再回來；可以在歐洲暫住一個時期再定行止。總之，我們欣賞德鄰先生的向往祖國之心，但一切不強加于人，由他自己決定。

　　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關系；不要介入美臺關系；不要介入國共關系；不要介入第蘭勢力。

　　三是要過“五關”，五關是政治關、思想關、社會關、家族關、親友關。

　　總理要我把上述各項內容背熟。然后親送我到門外上車，殷殷囑咐，使我深為感動。

　　1963年12月 19日我飛抵蘇黎世，在某飯店同李先生會晤，轉達了總理對李先生的期待，完成了我的特殊使命。由于我校原定時間遲到幾天，避開了聯邦調查局特務的跟蹤，從而使李先生第二次離開美國時不致受人注意，終于順利地從海外回到祖國懷抱。

　　（五）我五上北京，總理讓我去瑞士親自接李宗仁回國

　　1965年 6月 13日，我接紐約電，知李宗仁已于13日離美飛瑞士，即于14日派石泓持電赴廣州用電話向北京請示。15日石謝返抵香港，謂總理要我去北京一行。

　　6月 18日中午11時我飛抵北京，國務院“外辦”的同志把我送到中央統戰部禮堂，在那里見到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中央統戰部長徐冰、全國政協秘書長乎杰三、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以及馮錫同志。

　　周榮鑫同志說，總理今早離開北京，出訪非洲各國，臨行他委托我們把下面幾件事向你傳達：

　　一、政府發給李先生一筆回國旅費，由你帶往瑞士面交。

　　二、同時發給你一筆旅費，請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來。

　　三、你到蘇黎世時，將有負責同志同你聯系，有問題同他商量解決，他將給你以必要的幫助。

　　談話過后，周榮鑫等同志在統戰部禮堂設便宴招待我。那時統戰部的廚師以燒方塊磚肉出名，我無例外地在那天中午享受了這味佳肴。次日我即離京南飛，準備赴歐。

　　我因簽證延誤，直到6月28日才飛抵蘇黎世，那時李夫人郭德潔也飛抵瑞士了。

　　李宗仁想邀前國民黨政府原地政部長吳尚鷹及其次子李志圣同行，他們久久未到，有關方面正準備安排我們去洛桑小住。7月12日卻突然接到通知，必須在13日下午2時離開蘇黎世。我們及時啟程。在我們起飛不到兩小時，臺灣人馬就帶著白崇禧的親筆函來找李宗仁了。

　　由于香港《快報》 7月 14日報道李宗仁的行蹤，引起了各方面的注視，為了安全起見，所以我們在卡拉奇休息幾天。

　　（六）周總理熱情歡迎李宗仁歸來，待以上賓之禮

　　1965年7月18日上午8時許，我同李宗仁夫婦飛抵廣州白云機場，受到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熱烈歡迎。同他們在機場吃粵式早餐后，繼續起飛，11時抵上海。萬萬料想不到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偕上海市委陳丕顯等領導人到機場迎接我們。李宗仁受到如此禮遇，感動極了。

　　當晚陳丕顯同志在上海文化俱樂部（即前法國總會）設宴招待李宗仁夫婦及我本人，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均參加了。羅青長副秘書長告訴我，總理昨晚通宵未眠，一直等到接獲李先生座機進入我國境內的訊息，他才安然上床休息。

　　7月19日上午，總理在文化俱樂部與李先生會晤，我與羅青長、劉述周、姚仲康參加。

　　總理說，李先生萬里歸來，我們很為你的安全擔心。臺灣方面到處打聽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消息都是不準確的，證明他們情報落后了。

　　在談到臺灣前途時，總理說，臺灣問題的解決，待將來時機成熟，自有人挺身而出，通過政治途徑，將臺灣重新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總理講這些話時，滿懷信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總理對李先生重申“四可”精神，他說：李先生說過，一回來就再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還是要講的。1963年11月，我曾請程思遠先生轉達了“四可”的內容。現在，我們還要重申來去自由。來去自由，不單是李先生的問題，還有你太太。你太太還可以去香港。

　　7月20日上午，周總理的專機先起飛20分鐘。等到李宗仁夫婦飛抵首都機場時，又受到周總理、彭真副委員長等領導人的熱烈歡迎。當晚，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設宴歡迎李宗仁夫婦，待以上賓之禮。

　　總理對接待李宗仁返國異常重視，指定中央統戰部成立接待辦公室，整個接待工作是在總理直接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的。

　　1965年9月26日李宗仁在北京招待中外記者。這是建國以來首次舉行這樣大規模的記者招待會，是李宗仁在上海時提出要求而得到總理當面答應的。9月24日，總理親自指定吳冷西、龔澎、姚溱、張彥等四同志當招待會的顧問，指示周詳，具體而微。

　　（七）總理對我和石泓的照顧與關懷

　　總理布置工作，非常細致。1965年8月16日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傅作義和夫人舉行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婦。參加者有彭真、陳毅、羅瑞卿、蔡廷銷和夫人羅西歐、徐冰和夫人張曉梅、董其武、王克俊、黃琪翔和夫人郭秀儀、劉仲容和夫人張敏華、衛立煌和夫人韓權華，還有平杰三、劉述周、羅青長、李金德。周總理進來時對大家說，今天請客的名單是我圈定的。

　　及散席，客人先后辭出，我看到總理站在他的汽車后門，向我招手。我走過去，總理問：“石泓同志什么時候到北京？”我說：“18日。”總理又說：“石泓同志替國家做了許多工作，她到后我們要宴請她。”總理想得多周到啊！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我們始終沒有受到任何干擾，歸根究底，是總理保護之功。每逢過年過節，總理總派人來看我們，問生活上有無困難。那時我們從海外帶回來的錢還可以維持生活，所以總不愿意以個人小事麻煩總理，實際上他忙得連睡覺時間都沒有了。

　　1972年 2月22日，周總理設宴歡迎尼克松總統和夫人，他過來向我祝酒，沒有說什么。但在9月25日晚歡宴田中首相的宴會上，總理特地到我的面前來，意味深長地說：“我們兩人很久沒有見面了，讓我們舉起杯來互祝健康吧！”這是我所聽到總理的最后的話。

　　1972年8月，總理關照統戰部寫一報告，每月發給我生活費。出乎意外的是，總理除在報告上批照辦外，還另外寫一張條子，特支我一筆生活補助費，總理想得多么深遠，多么周到啊！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件事。

　　從1972年8月起，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還遵照總理的指示，把過去我所坐的汽車重新開回我的寓所（“文化大革命”后，我曾要求將汽車開回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集中管理）。從此時起，我雖沒有走上工作崗位，但生活卻得到殷切的照顧，此皆拜總理之賜也。

　　1974年9月30晚，我應邀參加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慶祝建國25周年招待會。總理以抱病之身，蒞臨主持。當他步入宴會廳時，立刻出現了令人十分激動的場面，全場沸騰起來，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在他致祝酒詞短短的幾分鐘內，座上響起掌聲有10余次之多。總理感人之深，在這里充分顯示出來，這是發自每個人內心深處的聲音，我當時就是這樣想的。

　　我素來意志堅強，很少落淚。1976年1月上旬在北京醫院向總理遺體告別時，看到總理慈祥的遺容宛然如生，一樁樁往事霎那間浮上心頭，不禁悲極而哭，蓋情之所至，實難自己。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