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上海建設與發展的指導

　　上海，是周恩來生前有重要活動的城市。建國后，他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政務繁忙，日理萬機，但從社會主義大局出發，始終關注并親自指導這個全國第一大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希望上海成為全國帶頭的先進城市。①對此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經濟思想與指導原則。這些思想、原則與上海人民的實踐相結合，已凝聚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極其寶貴的歷史經驗，對當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中國的基本國惰出發，確立沿海工業基礎“是我國工業化的出發點”，充分發揮上海這個老工業基地的作用

　　１９５６年，毛澤東率先在黨內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并形成了以《論十大關系》為代表的許多新思路。合理調整工業布局，恰當地處理沿海與內地的關系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采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②

　　作為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工作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周恩來，經過調查論證，把毛澤東充分利用沿海工業基地的思想，落實到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實工作中去。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周恩來在黨的八大上所作的《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就生產力分布問題時指出：“我們必須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區原有的工業基礎。我們在內地進行工業建設所需要的許多原材料、設備、資金和技術人才，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業來供應和支援。可以說，近海地區原有的工業基礎，是我國工業化的出發點。④

　　周恩來提出的“近海地區原有的工業基礎，是我國工業化的出發點”，是依據中國具體情況而得出的正確結論。首先，我國歷史上形成了上海、天津、廣州等沿海中心城市，它們地理位置優越，工人階級集中，技術力量雄厚，輕重工業和商業發展的基礎都較好。據統計，占國土面積１２％的沿海地區占了全國工業總產值的７０％。當時國內供應的設備、材料和大部分輕工業品都是上海等沿海工業城市生產的。全國銷售的紗布、卷煙有１／３是上海生產的，日用工業品有６０％是上海生產的。其次，內地的工業建設，需要沿海城市輸送技術、人才、資金。從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僅上海支援內地和重點工程的工人、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及政工干部就達２１萬人。另外，中國要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需要大量資金。上海等沿海城市加工工業集中，技術水平高，協作面廣，生產成本低，工業利潤高，可以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金。“一五”計劃期間，上海實現的利潤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２０％；５年內上海財政收入達１７７億元，其中９０％以上上繳國家，有力地支援了國家重點建設。再次，“一五”時期與沿海工業基礎所能發揮作用相矛盾、掣肘的是，對沿海工業采取了限制發展的方針。建國初期，帝國主義對我國新生的政權采取了軍事挑釁和經濟封鎖的高壓政策，國家考慮處于戰爭前沿的沿海工業為應付突發事變，以恢復與維持為主，不作大的擴建和發展，有些行業甚至壓縮內遷。這就在實踐中產生了一些突出的問題，例如不少行業的生產潛力得不到充分發揮。從當時上海４０種主要工業產品設備使用來看，除重工業方面設備利用率較高外，３５種產品的設備利用率均在８０％以下，其中有１６種在２０～４０％之間，利用率在２０％以下的有８種，抑制了上海的經濟發展。其它沿海城市也有類似情況。然而，隨著朝鮮停戰，以及１９５５年萬隆的亞非會議和日內瓦會議的召開成功，國際形勢趨向緩和，黨中央及時地把握國際形勢這一重大變化，認為新的侵華戰爭或世界大戰短時間內打不起來，可能出現十年或更多一點的和平時期。針對這一重大變化，周恩來在總結“一五”教訓時指出：“這幾年來，我們在建設事業中，對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近海地區和內地的關系，也作了大體適當的安排，但是我們在這方面還是有缺點的。有一段時間，我們重視了中央建設事業的發展，而對地方建設事業的發展注意得不夠；我們重視了內地建設事業的發展，而對近海地區建設事業的發展注意得不夠。今后，我們應該經常地注意調整上述的關系，避免發生片面性。”⑤ “出發點”的觀點一經確定，上海勢必成為周恩來最關注的城市。１９５６年７月，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貫徹中央精神，確定了“充分利用，合理發展”的方針。周恩來親自參加了會議，對這一方針給予充分肯定。不久，周恩來對如何充分利用近海城市原有的工業基礎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應該注意合理性，避免盲目性。這種合理性就是：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業，而不是改建一切的原有企業；在工業企業已經比較多的城市，一般地應該少建新的企業；新建和改建的企業，必須注意到原料來源、產品銷售、生產技術和運輸方便等條件并且注意同其他地區的合理分工。”⑥周恩來的這一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充分利用什么，怎樣去合理發展。

　　在“充分利用，合理發展”方針的指導下，上海通過對原有工業進行必要的經濟改組和技術改造，在利用原有設備的基礎上進行了適當的必要的改造和擴建，使上海工業建設迅速發展。

　　周恩來不但肯定了“充分利用，合理發展”的方針，并在上海貫徹這一方針的過程中給予許多支持，使這一方針煥發出更大的作用。１９５８年經國務院討論研究，周恩來親自批準，將與上海毗鄰的江蘇省所轄的１０個縣劃歸上海市，為上海建設一批新的工業區和衛星城鎮創造了條件；同時，為保障全市人民的生活供應、后勤服務，提供了物質基礎。交通是實施城市功能的基本條件。為了解決上海浦東、浦西過江難的問題，周恩來親自過問上海第一條黃浦江隧道的建設，并到實地視察，對隧道的進出口及長度、高度都作了具體的指示。在他的直接關懷下，打浦橋越江隧道于１９６５年動工興建，到１９７１年建成通車，實現了浦東、浦西地下溝通的夢想。籌建上海地下鐵路工程，從５０年代一開始，就得到了周恩來的關注，他親自視察了施工現場，并對地鐵建設者作了具體指示，提出了“地方出錢，中央幫助，每年搞一二公里”的設想。上海鋼鐵工業的發展中更是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他曾幾度視察鋼鐵企業，即使是在十年動亂時期，他為了解決上海煉鋼缺鐵的困難，排除干擾，親自過問梅山工程。

　　在周恩來的關心指導下，上海這個老工業基地不但改變了工業結構，而且煥發了青春，發展成為全國的鋼和鋼材生產基地，重要的電子儀表、汽車、機械、無機及石油化工等基地；在人力、財力、物力和技術方面，起到了內地建設和實現全國工業化的根據地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所作出的積極利用上海特有的地域優勢、人才優勢、經濟基礎優勢，努力把上海建設成為“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決策，可以說，這是在新形勢下，對“充分利用，合理發展”方針的繼承和發展。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推進上海工作，加速社會主義建設

　　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搖籃。上海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時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揮過重要作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上海工人階級更是肩負著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上海工人階級得到周恩來的高度重視，并寄予殷切的期望。周恩來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上曾深情地說過：上海有廣大的工人群眾，有各方面的專家，希望上海成為帶動全國的先進城市。⑦

　　在上海解放前夕，周恩來就根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明確指出：“在城市，我們要依靠工人階級，因為它是先進的階級，它能夠創造社會，創造出新的力量來，它能夠使全中國和全世界都走向社會主義，所以，我們一定要依靠工人階級來改造城市。”⑧

　　上海剛解放的一段時間里，在恢復經濟的過程中面臨著許多困難，一是要改變半殖民地的經濟組織；二是要克服美蔣對上海封鎖轟炸造成的困難；三是要幫助私營工商業渡過難關。雖然這些困難是嚴重的，但周恩來認為畢竟是革命勝利后碰到的暫時困難，只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還是可以克服的。周恩來說：對城市“原封不動地接收是比較容易的，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漢，一個城市比一個城市接收得好。進一步管理就難得多。”“中國的半殖民經濟結構，是服從于帝國主義的意志的，現在要把它改變過來”，“重新組織中國經濟結構”。“像上海的紗廠，主要是依靠美帝國主義的棉花紡成紗織成布，用外國的運輸工具運到外國市場去推銷，為帝國主義的利益服務。”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加上帝國主義經濟封鎖，“我們會看到原料缺乏，生產降低，銷路減少，運輸困難，不少人失業。”“特別是那些人民不需要的消費品的制造廠和商店是要關閉的，由于這些生產的減少，就會有一部分人失業。”針對這些困難，周恩來指出：“這只是生產發展中的減產，商業發展中的蕭條，交通恢復中的停滯，工作增加中的失業。這是全局與局部、主流與支流的關系。對此，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估計。”周恩來向工人階級發出號召：“我們要準備迎接和克服這些困難。”⑨周恩來密切注視著上海的情況，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６日，批發中共中央致各地區財委電，指出，中央委派陳云到上海召開金融貿易會議，希望會議能“找出一些支援戰爭與穩定滬、漢經濟陣地的辦法。”

　　在經濟恢復時期，上海碰到的困難與矛盾，歸結起來就是“四面八方”的問題，即勞資關系、公私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的問題。那么如何去解決這些困難與矛盾呢？周恩來指出：“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總要有個本。”“解決勞資問題，就是為了工人得利，同時也要使資本家生產有利潤。假如資本家垮了臺，工人也就失了業，這樣對工人也不利，為了工人也要解決資本家方面的問題。”在城鄉關系上，周恩來指出：“恢復和發展生產是解決城鄉關系問題的關鍵。”“城市的工業發展了，才有力量領導鄉村，我們的政治任務才能實現。”１０上海工人階級將周恩來的指導思想，認真地落到實處。上海解放時，全市有私營工廠２０１６４家，年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８３．１％，但大多數私營工廠陷于困境，開工率只有２０～３０％。一方面在黨的政策扶持下，另一方面工人自愿降低工資幫助資本家克服困難，使私營工廠逐步走出困境，不僅粉碎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而且還獲得恢復時期的經濟發展。

　　在經濟恢復時期克服困難需要依靠工人階級，在經濟發展時期同樣要依靠工人階級。１９５６年７月，周恩來到上海進行調查研究，他深入到一家鋼鐵廠的轉爐車間，眼見的是工人們干勁十足，但操作的設備非常落后，他希望工廠領導依靠工人群眾改變這種落后狀況。事隔兩年之后，當他再次視察上海鋼鐵企業時，他被發生的變化所吸引，高度稱贊上海工人階級的首創精神。在上鋼三廠，他充分肯定了用小機床加工中板軋機大機架的技術改造成果，說：“這是螞蟻啃骨頭精神。”得到周恩來肯定的這一精神，很快在各條戰線推廣，于是，在全市掀起了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群眾運動的新高潮。在永鑫鋼管廠，周恩來看到一個弄堂小廠自制土設備居然能加工出無縫鋼管，他稱贊說：“這是草窩里飛出金鳳凰！”

　　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懷和指導下，上海各條戰線上的廣大工人深受鼓舞，發揚了上海工人階級的光榮傳統，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極大地煥發了自己的積極性。從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上海曾以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受到舉世矚目。

　　當歷史進入到９０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樣對上海、對上海人民充滿希望：“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１１“上海工人階級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帶頭羊。”１２從周恩來“希望上海成為帶動全國的先進城市”，到鄧小平“上海是我們的王牌”、上海工人階級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帶頭羊”，充分說明兩個偉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對上海工人階級的期望。歷史也向這兩個偉人作出了回答，在黨的領導下，上海人民不辱使命，無論是在經濟建設時期還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都作出了上海人民應有的貢獻。

　　上海是全國的上海，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倡導“全國一盤棋”

　　在周恩來的倡導下，把實現全國范圍的大協作譽為“全國一盤棋”。他指出：“要全國一盤棋，統籌安排，盡可能滿足國家需要。”13“全國一盤棋”，既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也是周恩來考慮問題和指導經濟建設的出發點。

　　“全國一盤棋”在上海的具體體現，就是：上海是全國的上海，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上海是一個工業城市，工業生產的主要原材料，供應市區的糧食和副食品，基本上是依靠兄弟省市支援的。上海剛解放時，城市糧食、煤炭供應的缺口很大，中央通過全力協調，四面八方支援上海。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首批糧食就運進上海。由于全國支援，在上海解放初最困難的日子里，從未發生過缺糧的情況。煤炭是運入上海的最大宗的物資，解決煤炭的關鍵是交通運輸。周恩來指示恢復淮南的鐵路，“使淮南的煤產量增加，保證上海工業的恢復。”14為利用長江航道組織水陸聯運安徽煤炭抵滬，當時采取果斷措施把山東境內一段長１２０公里的鐵軌搬到安徽，開辟合肥至裕溪口的淮南路段，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０日通車，保證了上海的用煤供應。除了糧食、煤炭的支援外，還陸續以華北、西北、華中、蘇北、浙江等地，調運棉花等工業原料供應上海，以保證上海工業生產的正常進行。

　　１９６０年夏天，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城市工作會議。當時上海嚴重缺糧，根據上海和各省協商的數字，大約還缺糧４０００至５０００萬公斤。周恩來了解這個情況后，立即同意再幫助解決５０００萬公斤，并請華東各省多支援一點，親自找幾個省的負責同志具體商談。鑒于交通不便，運輸尚有困難。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成立了華東調糧指揮部，并由解放軍部隊出動數百輛卡車，把分散的糧食集中到鐵路線上，以保證運抵上海。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３日，周恩來在全國棉花生產會議上，為保證當時的棉花生產，強調指出：“上海紗廠靠上海、江蘇還不夠，要加上浙江，還有別的地方幫助。”15

　　對于上海支援全國，周恩來同樣十分重視和嚴格要求，明確指出這是上海的一項重要任務。當年上海支援全國，一是物質產品，二是建設人才，三是遷廠遷店，四是教育科技事業。

　　僅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上海經過國營商業部門調往全國的工業品總值，就達２００億元左右。這個時期，上海還為各地發展紡織、造紙、印刷、橡膠、制藥等工業以及日用工業品的生產，提供了大量的設備。

　　上海支援兄弟省市的建設人才，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達到５０萬左右。當時調往各省市的技術工人約占全市技術工人的１／５。幾乎全國所有在建的重點工程中，都揮灑著上海支援職工的勞動汗水。６０年代初，上海按照當時國家工業建設的布局，約有一千多家工廠有支內任務，全部或大部遷往西南、西北和中南等地。

　　５０年代初期，由于國際形勢緊張和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戰略考慮，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注下，中央決定對沿海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院系調整，上海部分大學隨之陸續遷往內地。交通大學準備全部搬到西安。當時交通大學要全部搬遷確有實際困難，會直接影響某些正在進行中的科研項目。這些情況反映到中央，引起周恩來的重視。１９５７年６月４日，周恩來親自召集上海市、陜西省和高教部的同志開會，在廣泛聽取意見之后，最后由他決定把交大一分為二，在上海與西安同時辦兩所交大，并指示對遷往西安交大的職工及其家屬做好各種安頓工作。如今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都是國內外享有聲譽的重點大學。這是周恩來正確決策的結果，也是上海在教育科技事業上對全國的一種支持。

　　除此以外，上海是上繳國家利稅的重要城市，每年上交中央的財政收入（包括中央在上海單位的上繳數），約占全國總收入的１／６，這是上海人民對全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貢獻。

　　周恩來倡導的“全國一盤棋”思想，著眼于全國社會主義建設大局，通過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取長補短，互相促進，互相支持，以達到全國生產力的合理布局，體現了周恩來在處理全國各地關系上的卓越才能和領導經濟建設的杰出貢獻。當前，中共上海市委在領導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尤其是在實現中央關于開發開放浦東的戰略過程中，繼承發揚了“全國一盤棋”思想，打“中華牌”，吸引全國各地共同來開發開放浦東。

　　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處理經濟建設中的重大問題

　　實事求是是周恩來的一貫作風，也是他領導經濟工作的一貫思想。

　　１９５７年周恩來在上海向工商界人士談香港問題，可以說是周恩來一切從實際出發指導工作，堅持實事求是的最好體現。香港與上海有著密切的關系。１９５６年在我國基本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對工商業者在香港的企業怎么辦？對以后的香港應采取什么政策？已提到黨和政府的重要位置。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作了這一講話。他說：“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在如何對待資本家在香港的產業問題上，周恩來態度明確地認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周恩來的這一認識，可以說是鄧小平在８０年代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理論先河。

　　在如何更好地利用香港這個基地上，周恩來從全局出發，指出，一要掌握好政策，二要發揮香港企業家的作用。他說：“現在國內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私營企業已經全部公私合營，對其在香港的企業則不要去變動它。”否則在原料、市場、銷路上反而吃虧。“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１７

　　堅持實事求是，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其根源就是有悖于實事求是。１９６２年２月３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大躍進”年代出現的浮夸風和說假話的現象，重申了實事求是，指出：實事求是，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周恩來強調指出：“首先要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18

　　周恩來在上海深入地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作出結論，有些事已鐫刻在上海的歷史上。如１９６３年５月１日，我國第一艘國產的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首航日本時，不幸途中沉沒。此事發生后，國內震動很大，引起國際上密切的關注。對于沉船的原因，船員眾說不一。我國有關部門根據沉船報告，起草了一個聲明，將此事歸咎于某國。這個聲明送給周恩來審批。周恩來閱后覺得事關重大，原因不甚明確，有進一步核查的必要。５月１３日，周恩來專赴上海主持召開調查會議，并決定進行實地探測。經過１４晝夜的搜索勘探作業，終于查清原因，系觸礁沉沒。在處理這件事情上，充分體現了周恩來的實事求是精神。

　　在上海首次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并強調“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希望上海在實現四個現代化中做出應有的成績

　　“周恩來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最重大的貢獻是什么？”曾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工業秘書的顧明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深有體會地說：“他為我們繪制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規劃了建設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戰略布局，闡明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指導的辯證關系，開辟了一條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１９

　　周恩來關于實現四個現代化，建成社會主義強國的認識，有一個發展過程和深化過程。１９５４年９月，在一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代表黨和政府提出：“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現代化的國防。”在這里他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擺在首位的是“現代化的工業”；他所提出的戰略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后來經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特別是在經歷了“大躍進”的曲折之后，針對我國農業還沒有過關的現實，改變了以工業化為根本目標的提法，完整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９日，周恩來在上海市科技工作會議上作了一個對我國現代化進程具有決定意義的講話，首次公開發布：“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這個講話將農業現代化的位置提到第一位，并指出：“我們的四個現代化，要同時并進，相互促進，不能等工業現代化以后再來進行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還強調了我國過去的科學基礎很差，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20

　　歷史已經過去三十多年，回頭看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更加顯示出周恩來這個講話的意義。

　　首先，肯定了我國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是，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一點現在已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今天我們致力于改革開放的目的，就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實現“四個現代化”。

　　其次，指明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是周恩來在指導我國經濟建設中，綜觀世界發展趨勢而得出的科學結論。他認為：“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現代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飛猛進”，“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科學水平”。21周恩來在這個講話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對如何實現科技現代化，進行了具體而詳盡的分析，提出了“實事求是，循序前進，相互促進，迎頭趕上”實現科技現代化的主要要求。由于以后的歷史原因，周恩來的這一重要的指導原則，沒有能一以貫之，喪失了“文革”中十年寶貴時間，使我們與世界科技的距離拉大了。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他繼承和發展了周恩來的這一思想，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把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認識又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再次，對上海寄于厚望：“上海，作為我們最大的工業城市和科學技術的重要基地”，“希望上海的科學技術界在實現四個現代化中作出應有的成績。”上海在歷史上就形成了約占全國半數的科學研究機構和眾多著名的科研人員。到６０年代初期，上海已初步形成了能適應當時國民經濟建設需要的科研體系，開拓了若干新技術領域，培養壯大了科技隊伍，研制了一批具有相當水平的“高、精、尖”的產品。周恩來的這一講話，對上海的科技發展無疑是極大的推動。１９６３年底，中共上海市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決定把上海建設成我國的一個先進的工業和科學技術的基地。這就進一步把發展科技放到了重要的位置。１９６５年初，周恩來到上海視察工作，特意抽出時間，專門聽取了制訂上海科技發展規劃的匯報，并親自建議加上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新型炸藥、高級染料和高效避孕藥等三項新技術，使上海科技發展規劃的新技術達到１８項。和平利用核能，是我國發展核事業的目的之一，也是周恩來的一貫思想。就在中國的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后不久，周恩來就指示，要搞核電站。在接見上海市代表時指出，要解決上海的能源問題，從長遠看要靠核電，上海要建核電站，我支持你們。根據周恩來的指示，１９７０年初，上海成立專門負責建造核電站的“７２８”工程領導小組，開始了核電站的設計、籌建工作。上海核電站工程的進展情況，始終得到周恩來的關心，先后三次在北京聽取工程領導小組的工作匯報，并反復強調要堅持“安全、適用、經濟、自力更生”的原則。１９８３年６月１日，由周恩來生前親自批準的上海秦山核電站正式動工，經過近千家單位協作，上萬名科技工作者的８年努力，終于于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建成，并網發電。它的建成，結束了中國大陸無核電站的歷史，使我國成為繼美、英、法、前蘇聯、加拿大和瑞典之后，第七個能夠獨立設計、建造的國家。上海也成為我國設計、研制核電站設備的重要基地。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注 釋：

　　①《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５２８頁。

　　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８５—８６頁。

　　④、⑤、⑥、⑧、⑨、⑩、13、 14、 15、 16、 17、 19《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２９７頁、第 ２８２頁、第２９７頁、第８—９頁、第 １３—１５頁、第９頁、第 ６２３頁、第 １４頁、第 ６２３頁、第 ３５２—３５３頁、第４３７—４３９頁、第５０３一５０４頁。

　　⑦ 引自《滾滾浦江水，難訴思念惰》，載自１９８９年３月 ５日《解放日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３５５頁。

　　12 引自《鄧小平同志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節》１９９３年１月 ２３日《人民日報》。

　　18《世界偉人周恩來》第１０８頁。

　　20《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１５９—１６０、１８１—１８２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