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極左思潮的沖擊中穩住農業基礎

　　“文化大革命”時期，農業和其他行業一樣，不可能不受到政治運動的沖擊，但是總產值仍能緩慢增長，基本建設也取得了一些成績。究其原因，毛澤東等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記取了１９５８年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教訓，對農業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是重要的一點。作為共和國的總理，周恩來更是堅持把農業擺在國民經濟的重要位置，努力排除干擾，為促進農業發展付出了極大心血。

　　歷史表明，在極左思潮的沖擊中，周恩來為穩住農業基礎所做的大量工作，不僅保證了這一時期國家機器的繼續運轉，而且為今后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歷史借鑒。

　　一

　　把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是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指導思想。周恩來不僅是這一思想的倡導者，更是在建設出現挫折和失誤時，排除干擾，糾正失誤，穩住農業基礎的領導人。 “文化大革命”發動后，我國農村受到越來越強烈的政治運動的沖擊。遍及全國的造反、奪權浪潮，嚴重擾亂了農村的工作和生產秩序。主管農業的各級領導干部遭到打擊迫害，農村工作機構陷于癱瘓或被撤銷，農村陷入了無政府無組織狀態。許多地區出現了工作無計劃，生產無人抓的狀況，有的地方甚至因“鬧革命”，而使莊稼在“播種時節下不了種，收獲季節入不了倉”。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９年，我國農業連續３年處于下降和停滯的狀態。

　　在“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動亂中，周恩來引導人們正確處理政治與生產的關系，盡力排除政治運動對農業的干擾，保證生產的進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減輕“文化大革命”運動對農村的沖擊，堅持以農業生產為中心。

　　在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周恩來雖然接受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他努力引導人們把政治與生產統一起來，盡量減輕政治運動對生產的影響。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他同意將“以階級斗爭為綱，以生產為中心”作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面上工作的正式提法①。這種看似矛盾的提法，包含著周恩來保護農業生產，穩住農業基礎的深遠考慮。每當農業生產與其它工作、甚至政治運動發生沖突時，他總是將農業生產擺在首位。１９６５年３月，他接見參加農業工作座談會的各省負責人時說：糧食是首要問題。面上工作的安排，第一位的是要以生產為中心。②同年１１月，在全國計劃會議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時，對國防、農業誰放在第一位的問題發生了爭論。周恩來提出，第一是農業，第二是國防。并說：把農業擺在前面是提醒大家注意，請大家千萬不要忽視了農業。對農業要抓緊、抓快、抓狠；要全民辦農業。③為了改變北方農業的落后面貌，實現穩產高產，扭轉南糧北調的局面，周恩來于１９６６年２月提議中央成立北方農業領導小組，并親自兼任河北和北京小組組長。他在北方八省、市、自治區抗旱會議上提出：要把這個地區作為農業上的主攻方向，由中央、國務院協同各級黨政領導一起來抓。一直抓到“使這一地區達到‘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起碼要求：糧食自給，隊有余糧，國有儲備，農民生活達到全國平均水平”。④ “文化大革命”發動后，工農業生產受到猛烈沖擊，生產指揮系統開始失控。周恩來十分焦慮。他反復宣傳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強調“政治要落實到生產上”。他公開對林彪、江青一伙宣揚的“革命抓好了，生產自然會好”的論調予以駁斥，說：“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產就會自然上去�！雹菟麑�協助他抓經濟工作的同志說，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⑥他說：“農業是不能一日放松的，我們搞計劃，一定要把農業這個口子管起來，這是個基礎工作�！雹撸保梗叮赌辏乖鲁�，當“文化大革命”波及到農村時，周恩來指示陶鑄主持起草《人民日報》社論《抓革命，促生產》，⑧強調要“堅守生產崗位”，學生不要到農村和工廠去干預那里的部署，并指出“農忙的時候，四清運動可以暫時停下來”，“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 ９月 ８日，周恩來召集中央碰頭會通過了中央《關于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強調：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學生、紅衛兵和干部、社員不要外出串連；秋收大忙時，應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種、秋購；縣以下干部不應由群眾直接“罷官”；各級領導陷于癱瘓的，應迅速調整，把工作抓起來。這些規定雖然未能全部貫徹執行，但對保證當年的秋收、秋種、秋購起了有效作用。１９６６年底，農業總產值達６４０．９億元，比１９６５年增長８．７％（按１９５７年可比價），大大高于“一五”、“二五”計劃時期農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速度。

　　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形勢進一步惡化。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發到農村�！吨甘尽沸薷牧嗽�先的規定，要求“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農村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建立紅衛兵組織，進行串連。這個文件下達后，農村急劇動蕩起來。在造反、奪權的浪潮沖擊下，周恩來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接見農業部、農墾部、水產部等奪權單位的造反派代表，要求打好春耕生產第一炮。要農口搞一個對全國的呼吁書，號召抓革命，促生產。⑨２月２０日，他審閱《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干部的信》，要求“動員一切力量，立即為做好春耕生產而積極工作”。⑩３天后，周恩來又與各大軍區負責人談話，要求省、地、縣都要以軍事部門為主，組織各級生產辦公室。11同日，中央軍委發出《關于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３月７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農村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在春耕期間不要奪權的通知》。在當時，這些文件的影響雖然有限，但對減輕政治運動的危害，保證春耕生產起了有效作用。

　　第二、不失時機地把農業生產提上各級領導的議事日程，加強對農村工作的領導。

　　自１９６８年下半年起，各地相繼建立起了革命委員會，全國急劇動蕩的局面有所緩和。這時，周恩來不失時機地把農業生產提上各級領導的議事日程，親自籌劃并參加了一系列農業會議，著手清理被“文化大革命”搞亂了的農村工作和人們的思想，將其引入比較正常的發展軌道。

　　為了克服人們不敢抓生產的思想，他指示農林部：每年都要召開一次棉花會議，檢查工作落實的情況。對于農業機械修造等，也是如此。他還針對當時盛行的“政治掛帥”、“政治可以沖擊一切”的現象，提出：沒有抽象的政治，政治都是和具體事情聯系在一起的，業務和政治不能分家。１２“政治要掛到業務上，掛到生產上，要結合經濟工作一道去做”。13歷史表明，周恩來采取的這些措施，及時把農業生產擺到了國家工作的重要位置，使之常抓不懈，成為這一時期黨對農村工作實施有效領導的開端。

　　在這些一度被中斷了的農村工作會議上，把政治與經濟和生產聯系起來，鼓勵人們大膽工作，抓緊生產，是周恩來反復強調的問題。１９７０年１月 ２６日至２月 １４日，周恩來領導召開了全國棉花會議。他在講話中明確規定了全國棉花生產的重點和“四五”計劃預定達到的生產指標。會上，有人反映：工作不敢抓生產，怕被說成是糧棉油干部；講話不敢提生產，怕被批評為不突出政治，因此，“多抓敵我友，少抓糧棉油”的說法極為流行。周恩來于２月１３日接見了與會者，他詳細詢問各地情況，督促落實生產指標，并說：如何種好棉花，自力更生是第一條�！懊藁ǖ恼�治就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14周恩來的講話打消了許多人的思想顧慮，他們紛紛表示：要把“怕”字換成“敢”字，把棉花生產抓上去。15一年后，全國棉花總產量達到４６００多萬擔，比上年增長了１２％。１９７１年３月，周恩來又領導召開了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他說：棉花上來了，今年重點抓油料。中央抓重點省，各省抓重點縣，層層抓緊�！八奈濉逼陂g，都要努力上進，糧食穩步前進，棉、油、糖自給有余。農、林、牧、副、漁都要搞上去。３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務院《關于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的報告》，決定適當提高花生、油菜籽、芝麻、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和糖料的收購價格，促進了經濟作物的生產。特別要提到的是，在１９７５年初的四屆人大上，周恩來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這不僅為人們理直氣壯地抓生產提供了理論根據，也對農業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二

　　“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僅擾亂了農村的工作和生產秩序，還加速了農村工作中極左思潮的發展。

　　還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不少地方就無視《農業六十條》的規定，又一次“提出搞大隊核算和聯隊核算，把原屬生產隊所有的山林”，“社員的自留地、牲畜和羊只”，全部收歸集體所有。16“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對所謂“三自一包”“修正主義路線”的批判，進一步加劇了極左思潮的發展，許多地方又刮起了“過渡風”和“共產風”。

　　針對農村再次出現的“左”傾偏向，周恩來提醒大家牢記１９５８年的教訓。他說，對農民，只要路線、方針、政策搞對了，具體的由農民自己去搞，不需上面事事干涉，不要瞎指揮。定計劃、定指標，要實事求是。“不要一下子就說得太好了，這樣就會發生１９５８年頭腦太熱的情況”。不要“一哄而起”，“一搞就是上多少人，一窩蜂、大平調、大兵團、大呼隆。”１７他還說：“農業規劃一定要由下而上地搞，這是我們找到的一個方向。”１８可是，這些提醒和告誡在當時收效甚微。

　　中共“九大”召開后，周恩來在把農業生產提上議事日程時，重申《農業六十條》的基本原則，通過農村政策的貫徹，糾正農村的極左偏向。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重申農村經濟政策，抑制極左思潮。

　�。保�遏制“過渡風”和“共產風”。１９７０年８月至１０月，在北方農業會議上，除了討論制定“四五”計劃期間的農業發展規劃外，還根據周恩來要起草一個講政策的文件的指示，再次明確了各項農村政策。針對許多地方出現的“左”傾偏向，會議指出：前些時候，有少數地方違反群眾的意愿，刮過一點任意改變基本核算單位、收自留地的風。面不算大，但波動不小，很有必要提醒各級領導同志充分注意。會議重申：《農業六十條》對鞏固集體經濟和發展農業生產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基本政策仍然適用，必須繼續貫徹執行。人民公社現有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變動。對運動中新出現的問題，特別是牽涉到所有制的問題，要謹慎對待。會議還指出：在服從國家統一計劃的前提下，要允許生產隊因地制宜種植的靈活性。切不可重犯窮富拉平的“一平二調”錯誤，不許無償調用生產隊的勞力、生產資料和其它物資，不得加重社員負擔。在當時情況下，這次會議雖然也提出要“大批資本主義，大干社會主義”等，但側重點是十分明確的，這就是重申各項農村政策，扭轉“過渡風”和“共產風”，恢復農業生產。

　　２．克服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形式主義偏向�！拔幕�大革命”開始后，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不少地方因強調學大寨要不走樣，出現了照搬照套大寨某些“左”傾做法的現象。如：割“資本主義尾巴”，取消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在生產關系上實行大隊核算；分配上實行“政治工分”；搬山造田，毀林、毀草、種糧食等。周恩來從抓農村政策的落實著手，對農業學大寨運動進行引導，努力使其回到６０年代初期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軌道上來。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３日，他在棉花會議上說，“大寨經驗是在山西，不一定在河北、江蘇適用”，“各省都要找自己的‘大寨’”，因為各地“地勢不同”、“面貌不同”。19同年 １０月，北方農業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強調了學大寨學什么的問題。會議重申了周恩來１９６４年在三屆人大會議上對大寨經驗的概括：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指出：“大寨在經營管理、生產技術方面的一些具體辦法，那是第二位的東西，決不能不顧自己的條件，照抄照搬�！狈駝t，就“有可能學歪了。”２０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１年２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進一步討論了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問題，發出綜合簡報第三期《當前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問題》，強調：要正確貫徹執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不可只抓糧食，搞“單打一”。要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家庭副業。劃清多種經營和正當的家庭副業同投機倒把、棄農經商的界限，不要不加分析地把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傾向批判。對已經改變基本核算單位、多數群眾不滿意又減了產的，要作適當調整。不能搞高指標，動不動就要翻一番。不能搞形式主義、“一刀切”等。這些問題的強調，使許多干部認識到，“收自留地、取消勞動定額、搞大隊核算”是“學大寨未抓住根本”，會“走到斜路上去”，從而改正了這些作法２１。

　�。常�抵制“破私立公”、“割資本主義尾巴”等極左作法。１９６６年３月，周恩來說過：從全國來看，我們一窮二白的狀態未擺脫，“現在，老區尤其是山區，連余糧都沒有了。對這一點我很不安心”。22因此，關心農民生活，是他強調農村政策的又一方面�！拔幕�大革命”開始后，當一個農業中學發出給全國農民的倡議書，提出“把一切自留地、自留園田、自留樹一起交給人民公社”時，周恩來制止了這一作法。23１９６７年５月，他針對有人把糧食政策當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或修正主義批判，指出：是革命路線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分水嶺要從形勢和政策實質去分析，不能把問題簡單化。不要一看到物質，就說是物質刺激，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過去實行獎勵政策是需要的”。他還針對有人稱大寨是“大公無私”的說法，指出：說話不要絕對化，先公后私，這才人人能學嘛。24由于周恩來的工作，在繼北方農業會議之后的許多會議上，要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在分配上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防止平均主義等，幾乎成為每次會議都要涉及的內容。25

　　第二階段：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批判極左思潮，促進農村政策的落實。

　　農村政策的貫徹，對抑制農村的極左思潮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影響，不少干部仍然認為，農村工作的主要方向，還是要抓住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這個綱，批判資本主義傾向，肅清“三自一包”的余毒。還有一些干部雖然想落實農村政策，卻心存疑慮：不敢由大隊核算退回到生產隊核算，怕說是犯方向錯誤；不敢講按勞取酬，怕說是工分掛帥；不敢講必要的獎勵，怕說是搞“物質刺激”；不敢搞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怕被看成“資本主義傾向”等。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后，周恩來提出了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明確了農村工作的重點是批判極左思潮。這一問題的明確，打消了許多人執行政策的思想顧慮，為政策落實帶來新的契機。

　�。保梗罚蹦辏保苍拢玻度眨�中央專門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指出了一些地方在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有的“分光吃盡”；有的集體增產了，社員不增收；有的超支戶多，分配不能兌現等。要求：“當前要注意克服平均主義，應該按照社員的勞動質量和數量，付給合理報酬�！薄皩W習大寨勞動管理的辦法，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不可硬搬照套”。要“劃清多種經營同‘金錢掛帥’的界限，不要把黨的政策所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傾向來批判�！保保梗罚材昵昂螅瑘罂�針對農村工作中的極左作法發表了大量文章，在定額管理、合理獎勵、家庭副業等問題上，引導人們劃清是非界限。這些文章指出：“現階段黨在農村的各項經濟政策，毛主席、黨中央早就有過明確的規定，現在要進一步狠抓落實”，領導干部要“發現問題，糾正錯誤傾向，使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26文章還對“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現象進行了解剖：“‘割尾巴’的教訓發人深省”，有些基層干部在落實農村政策時，“認為‘左’一點是‘好心’，右了是壞事。其實，‘左’的和右的，表現形式不同，本質卻是一個，都是背離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違反黨的政策，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27在批判極左思潮的過程中，周恩來還于１９７３年１月至３月主持召開了全國計劃會議。這次會議除了繼續強調要加強農業，堅持農村政策外，還揭露和批判了林彪、陳伯達一伙強迫擴社并隊、沒收自留地、砍家庭副業、搞“一平二調”等作法。

　�。保梗罚病�１９７３年是落實農村政策成效顯著的年份。全國農村普遍舉辦了落實政策的學習班。許多被打倒的基層干部恢復了工作；一些地方建立起了生產責任制，恢復勞動定額管理、評工計分制度和小包工制度；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的規模被適當劃小，或由大隊核算退回以生產隊核算。據山西省統計，到１９７３年５月，全省原有的２９７０３個生產大隊，實行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下降為９６６８個，占大隊總數的３２．５％，比１９７１年下降了２１．５％。28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自北方農業會議之后，農村工作開始擺脫混亂，走向回升。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農業生產持續增長，總產值１９７０年比１９６９年增長５．７６％，１９７１年又比１９７０年增長３．２３％。１９７２年由于工農業比例失調和自然災害的影響，農業再次發生波折，但從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５年，農業又恢復了低速增長的勢頭，１９７３年比１９７２年增長８．３％、１９７４年比１９７３年增長３．５５％。

　　三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農業領域做的大量工作，是他在這一時期苦撐危局，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一個方面。由于毛澤東對農業所持的相對謹慎的態度，更由于周恩來在農業領域長期不懈的糾“左”努力，我國農業在長時間的社會動亂中沒有出現大的“滑坡”，并有緩慢增長，這不論對當時，還是以后我國的發展都具有重要影響。

　　第一、減輕了“左”傾錯誤對農業的危害，促進了農業的階段性恢復和緩慢增長。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農業生產總體上處于發展很不平衡的狀態，年際之間起伏大，個別年度出現下降。如：１９６６年的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８．７％；動亂嚴重的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１９６９年農業總產值的增長率分別為１．６％、一２．６％和１．２％；而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１年農業總產值的增長率分別為５．７６％和３．２３％；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４年農業總產值的增長率分別為８．３％、３．５５％。以上年度間農業總產值的起伏顯示出三個上升階段，即：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農業總產值的變化與多種因素有關。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化，與周恩來在不同階段的地位、作用及其對農業的影響，呈現出了對應關系。由此可見，周恩來在農業領域的糾“左”努力，對農業獲得階段性恢復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先后被打倒的情況下，周恩來的這些努力，實際上是把波折迭起的農業一次次地引導到對生產比較有利的軌道上，使屢次抬頭的極左思潮，屢次被糾，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得到了堅持，億萬人民的吃飯穿衣大致能有保證，國家機器得以繼續運轉，是周恩來晚年的一大重要貢獻。

　　第二、在農業基本建設上取得了一些進展，為今后農業的發展打下了物質基礎。

　　周恩來不僅通過農村政策的堅持，為農業生產提供相對有利的環境，還采取各種措施推動農田水利、農用機械、農用化肥和地方“五小”工業的發展。周恩來“一有機會就要講支援農業的問題，指示國家計委每年在計劃中必須作出支農的具體安排，在資金、物資上支持逐步改變農業的生產條件�！保玻� １９７１年，周恩來提出，要從有限的外匯中擠出一部分進口大化肥技術設備。經毛澤東、周恩來批準，我國于１９７２年前后引進了１３套大化肥技術設備。這一年，國務院針對當時出現的“三個突破”，調整工農業投資，加大農業投資３．７億元。與此同時，周恩來布置上海制造上百套小化肥設備，發展各地的小化肥工業。30這些設備的進口和建成投產，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為８０年代農業的新發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此外，在周恩來領導下，農林部于１９７２年著手對《農業六十條》進行修改，對于其中如“公社一般地不辦企業”等內容作了相應的改動。這項工作，后來由于形勢逆轉而未能完成，但是中央對社隊企業的政策放寬，無疑為其今后的崛起打開了閘門。

　　第三、為今后在農業領域繼續克服極左思潮，提供了歷史借鑒。

　　以《農業六十條》作為農村糾“左”的依據，是周恩來這一時期抓農村工作的特點，這不僅對當時的農業生產具有積極影響，也為今后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歷史借鑒。１９７５年，在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主持黨和國家工作時，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仍然是以《農業六十條》作為依據的。同樣反映出周恩來在農業領域的歷史影響的，還有在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聲浪中，部分領導干部阻止進行生產關系“革命”的事例。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籌備過程中，陳永貴等人提出了繼續進行生產關系“革命”的主張（如革自留地的命、革住宅私有的命、實行大隊核算、取消定額包工等）。對此，農林部負責人表示了反對意見，他們提出：這些作法“當前還不能在全國推廣。就全國大多數地方來說，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是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文件中提出的，如何很好地學習大寨經驗中根本的東西，第一位的東西�！薄霸趫绦姓�策上，主要還是堅持貫徹黨在現階段農村的基本政策問題（例如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于是，對有關的發言稿進行了修改，避免了在更大的范圍內造成影響。

　　談到周恩來在農業領域的糾“左”努力時，不能不看到，這一時期的農業糾“左”仍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

　　第一、面臨的“左”傾錯誤更加嚴重，糾“左”的阻力更大，取得的效果相對有限。

　　“文化大革命”時期，是“左”傾錯誤在黨內占據主導地位的時期。這一時期的農業，不僅受到急于求成、急于過渡思想的影響，還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影響。比如，不少地區認為，由生產隊向生產大隊過渡，進一步發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是大勢所趨，是“繼續革命”的要求。這就使“過渡風”和“共產風”屢糾屢犯。從１９７３年下半年起，“過渡風”和“共產風”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又盛行起來。

　　第二、在糾“左”的措施上，經濟手段的運用受到明顯削弱，農村封閉式的自然經濟格局更為突出。

　　在貫徹農村政策的過程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６０年代初進行農業調整的一些作法，如：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恢復農村集市等被明顯削弱，而統一規劃、強迫命令等行政手段則難于糾正。比如，當時雖然也強調要允許社員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但是，由于把批判“三自一包”擴大到批判“重副輕農”、“重錢輕糧”，致使部分地區硬性規定社員只能飼養多少頭豬、羊和多少只雞、鴨，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社員的家庭副業，代之以集體統一經營。農村集市貿易也逐步萎縮。農村封閉式的自然經濟格局得到強化。

　　第三、周恩來在６０年代初的農業調整中曾經閃現出的一些思想火花受到窒息。

　　在６０年代初的農業調整中，周恩來曾表達出一些十分可貴的思想火花。如：１９６２年五六月間，周思來曾托楊尚昆打電話給在上海的田家英，提出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些。31６月下旬，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包產到戶”的問題。會后，陳云向周恩來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到戶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以迅速恢復農業產量。周恩來表示贊同。32又如，要重視農業科技，是周恩來在６０年代初提出的重要思想。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９日，他接見農業科學家時，介紹了美國、日本發展農業的經驗，說：日本首先抓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措施，對我們并不生疏，就是我們重視不夠。只要把農業這一關鍵問題搞好了，新的發展就會出現。他批評過去把農業科研機構精簡過頭的做法，提出：該請回來的就請回來，該歸隊的就歸隊；要恢復和充實農業方面的業務機構，培養一支廣大的農業科學技術隊伍。33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所謂“學術權威”、“專家路線”的作法，使我國農業科技受到了嚴重破壞。

　　顯然，“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條件，決定了這次農業糾“左”只能在《農業六十條》的基礎上進行，沒有、也不可能跳出毛澤東關于人民公社三級經濟管理體制的思想框架，與６０年代初期的農業調整相比較，在一些方面還有后退。因此，談到這一時期的農業糾“左”時，不能不談到兩個方面：一是，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極左思潮，恢復了被“文化大革命”批判和否定的有效作法；二是，占據主導地位的“左”傾錯誤限制了這次糾“左”的深入展開，使其未能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的一次機遇，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與周邊國家的差距繼續在拉大。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注 釋：

　�、�、②、③、④、31、 32、 33《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６８８頁、第 ７１６頁、第 ７６３—７６４頁、第 ８頁、第 ４８１頁、第 ４８８頁、第４９９頁。

　　⑤、⑥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瀾》（載《我們的周總理》第４５頁、第５６頁）。

　　⑦余秋里：《七億人民的“總管家”》（《周恩來的最后歲月》第91頁）。

　�、�、⑨、⑩、11、⑩、13、 14、 17、 25《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５９頁、第 １２６頁、第 １３１頁、第 １３２頁、第 ４６６頁、第 ５５８頁、第３４９頁、第１６頁、第４４７頁。

　　15 １９７０年２月 １５日，棉花會議簡報第３期。

　　16《中央關于當前農村工作問題的指示》（中發（１９６５）５１６號文件）。

　　18、 19《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５９７頁、第６２１頁。

　　20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 １１日中共中央批準國務院關于北方地區農業會議的報告。

　　21、 22、 23、 24 農林部《貫徹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情況簡報》第１期，第２１頁、第67頁、第４９５頁。

　　26 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８日《人民日報》。

　　27 １９７２年９月５ 日《人民日報》。

　　28 王龍：《山西農業互助合作四十八年概述》（《黨史文匯》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29 30 余秋里：《七億人民的“總管家”》。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